一、早年经历
    爱新觉罗·奕?，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时，是清朝道光帝的第六子。他的出生不仅为皇室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也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奕?的母亲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地位显赫，尤其是在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后，她承担起了抚养皇四子奕詝的责任。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奕?与奕詝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虽为异母兄弟，却形同手足。
    自幼年起，奕?便受到了极为严格且全面的教育。六岁时，他便进入乾清宫上书房开始接受正式的学习。这里的教育内容涵盖了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还包括了儒家经典、诗文创作以及武功骑射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出既通晓传统学问又能适应统治需要的未来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奕?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资和勤奋好学的态度，很快就成为了老师眼中的佼佼者。
    在众多名师之中，对奕?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翁心存。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宿儒，翁心存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并且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奕?跟随翁心存学习多年，不仅深入研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着作，还通过诗词歌赋的学习锻炼了自己的文学修养。这段经历对于塑造奕?后来的思想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家庭原因，翁心存不得不暂时离开宫廷返回家乡照顾年迈的母亲。尽管如此，他对奕?的影响并未因此而减弱。
    接替翁心存成为奕?老师的贾桢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在道光六年曾以榜眼身份高中进士。在贾桢的指导下，奕?继续深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除了传统的儒家学问之外，他还接触到了一些当时较为新颖的知识领域，这为他日后参与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通过十几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奕?不仅精通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更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兄弟构隙
    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曾经犹豫不决，特别是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尽管奕詝是长子，但奕?的才华和能力明显更胜一筹，这使得道光帝对他的宠爱更加深厚。然而，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最终决定由皇四子奕詝继位，并写下了遗诏。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争议，因为奕詝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功都不及奕?，这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为了平衡这种局面，道光帝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安排奕?迎娶了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的女儿为嫡福晋。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对奕?的一种补偿，但实际上也反映了道光帝内心深处对于两个儿子之间的微妙平衡。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自己的学生在才能上远不及奕?，因此他教导奕詝要以仁孝之心来打动道光帝，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杜受田的策略确实奏效了，奕詝通过展示自己的孝顺赢得了父亲的好感，最终成功地被立为皇太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道光帝下令为奕?的母亲静皇贵妃修建陵墓，并明确表示她必须葬于妃园寝内，不得更改。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表明奕?已经失去了争夺皇位的机会。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集十位重臣，当众启封锦匣，宣布立奕詝为皇太子，并封奕?为亲王。不久后，道光帝去世，奕詝即位，成为咸丰帝。
    咸丰帝的登基过程虽然看似顺利，但其中不乏权谋与取巧之处。聪明如奕?者，自然不会对此心服口服。从此，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而紧张。他们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君臣之礼，但彼此间的猜疑和疏远却日益加深。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予奕?十五善射大臣之职，次年（1852年）又将原庆郡王府赐给他作为府邸，并让他继续在内廷行走。同年八月，奕?还被任命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这些任命显示了咸丰帝试图通过给予奕?一定的职位来缓和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确保他对朝廷保持忠诚。
    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天津，北京形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任命奕?为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京城的安全防御，并允许他佩戴先帝生前所赐的白虹刀，以此彰显其地位的重要性。同年十月，奕?正式进入军机处，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传统。此后，他在一系列重要职务中表现出色，包括管理三库事务、担任宗人府右宗正等，逐渐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随着奕?权力的增强，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1855年（咸丰五年），奕?的母亲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请求咸丰帝尊封其母为皇太后，以示敬意。咸丰帝虽然迫于抚育之恩不得不答应，但在丧仪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其规格，比如采用明朝而非本朝惯例，且不将康慈皇太后祔庙。这种做法明显是在强调嫡庶之别，令奕?深感不满。
    在母亲去世后的悲痛时刻，奕?又被指责在办理丧事时疏忽大意，咸丰帝借此机会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务，命令他回到上书房读书，仅保留了一些较低级别的职务。这一系列打击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直到1857年（咸丰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复出，重新担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等职，但这已无法挽回兄弟间彻底破裂的关系。
    三、临危受命
    在19世纪中叶，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南方，严重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同时，英法联军从南向北推进，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恭亲王奕?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
    咸丰八年（1858年），奕?单衔上奏反对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议和，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对外政策建议。他认为，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不应一味示弱，而应积极防御，甚至主动出击。奕?还建议秘密调动地方武装力量攻击广州和香港，以牵制敌军。这一系列提议反映了奕?坚决主战的态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战派的支持。然而，咸丰帝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时而主张和平解决，时而又表现出强烈的主战情绪，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得朝廷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
    尽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随后，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对签约的奏折，反对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具体的制敌方针。奕?的这些举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后，他还被任命为管理雍和宫事务的大臣，并补授阅兵大臣之职。
    进入咸丰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先后被任命为内大臣和管宴大臣，显示出咸丰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决定逃往热河避难，临行前将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的重任交给了奕?。
    此时的奕?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军事抵抗的无力；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南方的势力仍在不断扩大，内部的稳定问题同样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奕?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逐渐倾向于求和。他认识到，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下，只有暂时妥协才能为清朝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来应对国内的危机。
    经过艰苦的谈判，奕?最终按照咸丰帝的旨意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释放被俘的巴夏礼等人，并签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以及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此外，他还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割让了大片领土。虽然这些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奕?的努力确实暂时缓解了外部压力，为清朝赢得了喘息之机。
    在这次议和过程中，奕?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他成功地笼络了一批重要官员，如瓜尔佳·文祥、桂良、宝鋆、胜保等，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四、兴办洋务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回天津，并迅速南下，这表明他们并没有取代清朝统治或占据中国土地的意图。这一举动让奕?意识到，西方列强虽然贪婪且要求苛刻，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和通商权益，而非直接控制中国的领土。基于这样的认识，奕?开始形成了“以信义笼络洋人”的思想，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与列强的关系。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仍在南方肆虐，捻军也在北方不断壮大，这些内乱对清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奕?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只有首先平定内部的叛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1860年十二月，奕?上呈《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而俄国和英国则是肘腋之患和肢体之患。他建议优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然后依次对付俄国和英国。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他建议采取类似于三国时期“联吴伐魏”的策略，即与西方列强合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在奏折中，奕?强调了维持中外和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严格按照条约办事，不使列强有进一步侵略的机会。他还提议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外交事务，并设立南北口岸管理大臣，增加关税收入，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奕?、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正式提出了这一系列建议。咸丰帝批准了这些主张，并得到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随后，奕?积极与英、法联系，请求他们在军事上提供援助。清廷甚至考虑将大沽口的炮台交由英法军队防守，以防止太平军从海路北上。英法两国欣然接受了清廷的请求，并表示愿意派遣军队协助清军作战。
    在此背景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1年12月10日正式设立。这是一个全新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在此之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部门，所有涉外事宜均由各部院临时处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形成。这个机构不仅负责外交事务，还逐渐掌握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成为了一个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
    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奕?开始积极推动一系列自强措施，特别是军事现代化。他在奏折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自强的关键在于练兵，练兵的基础则在于制造先进的武器。因此，奕?建议购买洋枪洋炮，并雇佣外籍工匠教授制造技术。咸丰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很快安庆军械所应运而生，开始了仿造洋枪洋炮的工作。
    五、亲王议政
    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宫廷内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即辛酉政变，这次政变深刻影响了清朝晚期的政治格局。
    当时，清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列强环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侵蚀着中国的权益。在此背景下，亲王奕?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远的战略眼光，首倡洋务运动，力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他不仅积极参与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还努力将洋务思想传播给臣僚，成为洋务派的首领。
    然而，奕?的政治抱负并未得到清廷内所有势力的支持。咸丰帝在位时，与奕?的隔阂颇深，奕?的内外政策也常常被搁置不理。咸丰帝去世后，幼主同治继位，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但奕?却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
    此时，奕?看到了政变的机会。他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在慈禧太后的示意下，一些御史先后上疏请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但遭到了载垣、肃顺等人的坚决反对。然而，慈禧太后和奕?并未放弃，他们暗中加紧部署，等待时机。
    八月，奕?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并成功取得了列强的支持。在奕?的劝诱下，慈安太后也站在了慈禧太后一边。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认为，要发动政变，必须早日还京。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他是问。慈禧太后遂与奕?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回京后，尽力争取到了部院大臣和京津防务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并立即召见奕?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兵迎捕了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奕?因参与政变有功，被任命为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不仅稳固了奕?在清廷中的地位，也使得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政策感到满意。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认为，通过支持奕?上台，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清朝政府的顾问。法国驻华公使也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政变结果的满意，认为这将使得未来的谈判更加容易进行。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奕?采取了与列强“和好”相处的策略，以确保清朝能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维持统治。
    奕?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主要围绕着“灭发捻为先”的方针展开。他认为，只有首先平定内部的叛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威胁。为此，他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生产枪支弹药以镇压各地起义。同时，他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的计划，允许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借用外国军队的力量来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反清力量。这些措施虽然短期内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但也加深了对外国势力的依赖。
    然而，奕?的外交政策并非一味顺从。他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也展现出了对外妥协的一面。例如，在1861年，奕?同意委派英人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交给了外国人。同年，他还委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但最终舰队的指挥权却落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手中。这种安排引起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不满，最终导致清廷不得不遣散船员，并向英国支付赔款。这一事件暴露了奕?在处理涉外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
    此外，奕?还在1864年同意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这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领土主权，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奕?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迁就，甚至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以求息事宁人。这些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民愤，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尽管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当前的困境是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所致，因此必须通过自强来改变现状。他在奏折中多次强调要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实力，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例如，他在谈到购买欧洲军舰时指出，如果使用得当，不仅可以用于镇压内乱，还能备御外侮。奕?还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以免长期受制于人。
    奕?的政治见解和作为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奕?的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批评。其弟奕譞就指责他在处理夷务时毫无起色，对外国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缺乏坚定立场。
    七、几度起落
    奕?在辛酉政变后迅速稳固了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各方，稳定政局。他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平反了一些受肃顺排挤打击的大臣，这些举措赢得了朝野的一片赞赏，也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奕?地位的上升和声名鹊起，他的处境也变得愈加复杂。
    一方面，奕?支持曾国藩等地方势力办洋务，但又主张削弱这些地方势力，这种做法引起了湘淮军系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在推动洋务运动时，也遭到了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由于奕?的权力受限，不能完全满足列强的要求，这也使得西方国家对他产生了不满。慈禧太后虽然利用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也开始感到奕?的权势过大可能威胁到她的权威。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慈禧太后采取了扶植多派政治势力互相牵制的策略。她一面支持奕?为首的洋务派，一面放任顽固派对奕?的攻击，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和削弱奕?的影响力。这种局面让奕?感到非常不满，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但在矛盾漩涡中仍勇于任事，表现出刚愎自用的一面。慈禧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认为奕?“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两人的关系因此出现了裂痕。
    1865年（同治四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指责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天后，两宫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颁诏，免去了奕?议政王及其他一切职务。尽管朝中大臣纷纷求情，慈禧太后最终允许奕?继续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1869年（同治八年），奕?支持处决慈禧太后的亲信安德海，这进一步激化了与慈禧太后的矛盾。1872年（同治十一年），奕?被任命为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的负责人之一，并被允许世袭罔替亲王爵位。然而，1874年（同治十三年）七月，奕?与其他大臣劝谏同治帝不要修复圆明园，结果遭到同治帝的斥责。同治帝甚至怒斥奕?：“此位让尔，何如？”随后，同治帝发布朱谕革去奕?亲王世袭罔替的爵位，降为郡王。但在两宫太后的干预下，奕?很快恢复了亲王世袭罔替的地位。
    同年十二月，同治帝驾崩，奕?与慈禧太后等人共同商议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此后，奕?继续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宗人府宗令、玉牒馆总裁等职。1879年（光绪五年），奕?会见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求其调解中日琉球争端。1880年（光绪六年），奕?在与英国公使阿礼国的会晤中表达了对电报、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看法，但他强调这些设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控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
    在主持军机处的近二十年间，奕?最初倚重文祥。文祥去世后，沈桂芬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奕?信任的重要助手。然而，1881年（光绪七年）除夕，沈桂芬去世，加上同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在朝廷中的孤立感更加明显。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反复的浮沉逐渐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面对大事时，他往往提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奕?领导的军机处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导致军队节节败退。
    八、甲申易枢
    1884年，即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的失利成为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清军表现不佳，节节败退，这不仅暴露了清朝军事力量的薄弱，也引发了朝廷内部对领导层的不满。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以奕?“委靡因循”为由，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重要职位。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被称为“甲申易枢”，因为这一年是甲申年。
    在这次政变中，不仅仅是奕?本人被罢黜，他的整个政治集团也被逐出权力中心。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颜扎·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等重要官员都被撤职。朝廷在上谕中称：“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虽然表面上给了他们一些体面的理由，但实际上是对奕?及其支持者的严厉打击。此外，奕?还被停赏亲王双俸，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经济地位。
    失去权力后的奕?被迫隐退，他在京西的古刹戒台寺“养疾避难”。这段时间里，奕?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核心，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然而，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月，朝廷恢复了奕?的亲王双俸，这表明慈禧太后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开始重新审视奕?的作用。1889年（光绪十五年）正月，朝廷又赏赐给奕?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以及三等护卫两名，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待遇。1891年（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奕?在恭王府中庆祝了自己的六十寿辰。
    九、新旧之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清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决定重新启用奕?，希望借助他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并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奕?被任命为“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随后，光绪帝发布谕旨，成立督办军务处，并任命奕?为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其节制。同时，奕?也被恢复了军机大臣的职务。
    然而，此时的奕?已经年老多病，多年的失势使得他对政务有所隔膜，锐气也大大减弱。他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有丝毫出格。1895年春，清廷派遣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进行谈判。四月初三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关于和约的十条内容，奕?表示赞成，并力主不能再言战。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五月初二日，奕?与庆亲王奕匡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不久，“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但奕?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为由，坚持支持换约。
    尽管奕?在晚年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得较为保守，但他仍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在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提出了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然而，这些主张基本上是洋务运动的老调重弹，并未触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实际上，奕?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持抵制态度。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并与主张变法的帝师翁同龢严重对立。
    早在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奕?，试图争取他的支持，但遭到奕?的坚决反对。奕?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与光绪帝单独交流的机会。此后，奕?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常常从中作梗，阻挠变法进程。奕?指责翁同龢揽权、狂悖，对他进行裁抑和刁难，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和支持。
    1898年初，奕?再度被授为宗人府宗令。同年，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局危急，强调变法的重要性。奕?对此保持沉默，未予回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求开设制度局，确定国是，奕?再次表示反对。二月间，奕?因病“痰喘频作”，闰三月病情加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视，奕?虽气息奄奄，但仍对国事忧心忡忡。
    1898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奕?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与慈禧太后亲自前往祭奠，赐陀罗经被，并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库雅拉·启秀办理丧事。奕?逝世次日，懿旨赐谥号“忠”，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这一谥号在整个清朝宗室中只有奕?和多尔衮获得过，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奕?的孙子溥伟继承了他的爵位，成为新的恭亲王。
    结语
    综观奕?一生，无论是早期在政坛上的活跃表现还是后来推行洋务新政时的大胆尝试，都彰显出一位封建贵族出身却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求变的政治家形象。尽管他的某些决策可能给国家带来了短期损失，但从长远来看，正是通过像奕?这样的人物不懈努力，才为中国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