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求学
    纪昀，字晓岚，是清代着名的文学家、学者，也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他出生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家庭，父亲纪容舒不仅是一位官员，同时也是一位对学问有深刻见解的人。纪昀的成长环境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对他日后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文人学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纪昀出生于1724年的河间府献县，此时正值清朝雍正年间。由于家庭的影响，纪昀从小就接触到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并且展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他的父亲纪容舒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对纪昀的学习要求极为严格，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使得纪昀在年少时期就能够广泛涉猎各种 知 识 ，为将来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文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纪昀十岁那年，即1734年，他的父亲因为职务调动，从一个地方官员成为了户部的一名官员，于是全家迁往了京城北京。这次搬家对于纪昀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得以进入当时京城内有名的私塾——云精舍就读。云精舍不仅是当时京城中一流的私塾，更是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的地方。在这里，纪昀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优秀的教师和同龄学子，与他们交流学问，共同进步。
    除了在云精舍的学习外，纪昀还受到了父亲友人如方苞、陈兆岑、戴亭等人的指导。这些人在当时的文坛都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加深了纪昀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同时也为他打开了通往更广阔学术世界的大门。
    二、青年入仕
    纪昀的青年时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经历为他后来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在经过几年的学习后，纪昀于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回到了家乡，参加童子试，并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神童”的美誉。然而，尽管他在童子试中表现出色，但在随后的科试中并未能一帆风顺。四年后，他虽然进入了河间郡庠继续深造，但却在乡试中遭遇了挫折，未能如愿中榜。
    面对这样的打击，纪昀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闭门苦读，决心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经过不懈的努力，纪昀终于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乡试中大放异彩，他所写的诗作以其词采华美、才情横溢赢得了主考官阿克敦和刘统勋的高度赞扬，从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解元，获得了前往京城参加会试的机会。然而，这次会试的结果并不理想，纪昀未能如愿成为进士。
    尽管如此，纪昀并未因此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追求学术和仕途的决心。七年后，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他再次参加了会试，并取得了第二十二名的好成绩，随后在殿试中荣获二甲第四名，成功地成为了一名庶吉士。成为庶吉士意味着纪昀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体系之中，这是他仕途生涯的重要起点。
    作为庶吉士，纪昀被选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学术与政务生涯。翰林院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聚集了众多才智出众的学者，这里不仅是一个培养未来官员的地方，也是一个进行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平台。在翰林院期间，纪昀刻苦钻研，积极进取，很快就在同僚中脱颖而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历练，纪昀在翰林院的散馆考试中表现优异，最终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的职位。此后，他又逐渐升迁至左春坊左庶子的位置，负责记注、撰文等重要工作。
    三、为官经历
    纪昀在进入翰林院后，很快就因其卓越的才思和深厚的学识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乾隆帝本人不仅是一个热爱文学的皇帝，而且非常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纪昀能够得到乾隆帝的赏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群的文学才能，还能深刻理解皇帝的文化追求，并能够及时地作出恰到好处的回应。随着纪昀在宫廷中的名声渐长，他逐渐成为了乾隆帝身边不可或缺的文化顾问之一。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秋天，纪昀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纂修《热河志》。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扎实的历史知识，还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文字功底。通过这次纂修任务，纪昀不仅展示了自己在编纂方面的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乾隆帝心中的地位。同年，他还随乾隆帝出巡承德，期间纪昀不仅积极参与吟诗作对，还为乾隆帝提供了许多关于地方治理和文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纪昀的职业生涯又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主考官，主持山西省的乡试。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公正性，纪昀凭借其正直的品格和专业的素养，圆满完成了任务。随后，他又担任了会试同考官以及顺天乡试同考官等职务，这些都是对他在文化领域贡献的认可。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纪昀被委任为国史馆总纂，这意味着他将在记录国家历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之后，他又晋升为侍读、左春坊左庶子等职，这些职务不仅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表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纪昀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年，他被授予了贵州都匀府知府的职务，同时乾隆帝还特别赐予他四品之衔，并允许他继续担任左庶子的职位。这表明纪昀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在实际行政管理方面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不久之后，他又被提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纪昀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这一年，他因牵涉到一起贪污案件而遭到了贬谪。事情的起因是他的长女嫁给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卢见曾在任职期间涉及贪污受贿，当乾隆帝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下令彻查所有涉案官员，并命令将卢见曾的家产全部查封充公。
    得知卢家即将面临灾难的消息后，出于亲情的考虑，纪昀秘密传递信息给卢家，提醒他们尽快转移财产。卢家接到消息后迅速行动，将家中的财物转移藏匿起来，导致前来查抄的官员一无所获。然而，纸包不住火，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等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纪昀的行为，并将实情上报给了乾隆帝。
    乾隆帝得知此事后，对纪昀的处理十分严厉。他先是剥夺了纪昀的所有官职，随后将其贬至边远的新疆乌鲁木齐，担任戍所印务章京。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纪昀个人行为的惩罚，也反映了乾隆帝对于官员廉洁自律的要求及其对法律尊严的维护。
    在乌鲁木齐期间，纪昀主要负责整理案牍、撰写文书等工作。这段时间虽然对纪昀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但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我、反思过往的机会。身处边疆，纪昀开始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利用闲暇时间，记录下了许多关于乌鲁木齐的诗篇，这些作品后来被集结成《乌鲁木齐杂诗》。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纪昀对于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的细腻观察，也体现了他在逆境中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大约两年后，即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乾隆帝考虑到纪昀在乌鲁木齐的工作表现以及他过去对国家文化的贡献，最终赦免了纪昀，并命令他返回京城，恢复原有的官职。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纪昀结束了在新疆的外放生活，重返京师。当时，乾隆帝正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纪昀得知后，便前往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区）迎接圣驾。乾隆帝在热河期间，恰逢土尔扈特部从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历经千辛万苦回归祖国。乾隆帝对此深感欣慰，便命纪昀以此为题材作诗。纪昀所作之诗文辞优美，情感真挚，深得乾隆帝的赞赏。基于此次出色的文学表现，纪昀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的职位。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乾隆帝为了彰显自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决定编纂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型丛书。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旨在收集整理历代文献，传承中华文明，同时也树立乾隆帝“文治武功”全盛的形象。为此，乾隆帝下令在翰林院内成立了《四库全书》馆，着手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由众多学者参与，其中纪昀在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推荐下，与郎中陆锡熊一同被任命为总纂。这一职位意味着纪昀将承担起组织整个编纂工作的重任，包括确定编纂方针、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审定书稿等。纪昀在编纂过程中展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确保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昀和陆锡熊的工作至关重要，他们不仅要负责筛选和整理庞大的文献资料，还要确保每一步骤都能得到乾隆帝的认可。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步骤。
    首先是根据纂修官们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等意见，对原书进行细致的检查和评估，以决定哪些书籍应该被纳入《四库全书》之中。这一阶段的工作要求总纂官们必须具有深厚的学识和判断力，以便准确地区分哪些作品具有保存价值，哪些则可以排除在外。
    接下来，纪昀和陆锡熊需要将初步筛选后的书籍列表提交给乾隆帝，由皇帝亲自审阅并做出最终的决定。这一环节凸显了乾隆帝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直接干预。只有得到乾隆帝首肯的书籍才能被正式收录。
    最后一步则是对入选书籍的提要进行修订和完善，将它们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最终形成《四库全书总目》。这项工作要求总纂官们不仅要熟悉每一本书的内容，还要能够清晰地概括其要点，以便读者能够快速了解书籍的基本信息。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四库全书》的第一份副本终于完成。纪昀为此撰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这份文书充分表达了编纂团队的心血和对乾隆帝支持的感激之情。乾隆帝看完这份恭进表后非常满意，决定将其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卷首，作为对编纂团队努力的认可。
    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纪昀的仕途也不断上升。乾隆帝对纪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逐步提升了他的职位。起初，乾隆帝将纪昀提拔为侍读学士，后又将其调任为侍讲学士。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纪昀被进一步提拔为詹事府詹事，随即又被迅速提拔为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
    四、晚年
    纪昀的晚年不仅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丰收期，也是他致力于培养选拔人才的重要时期。在他担任高级官员的同时，纪昀多次担任会试副考官、殿试读卷官等重要职务，这些职位使他能够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官员的选择和培养。纪昀不仅注重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还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制度，他曾上奏请求在乡试中采用《左氏春秋传》为主要参考，同时参照《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并建议废弃胡安国春秋传。这一提议反映了纪昀希望科举制度能够更好地反映时代需求，并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在晚年，纪昀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纪昀陪同随行，这不仅是对纪昀个人能力的信任，也是对他多年来勤勉工作的认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当乾隆帝庆祝自己八十大寿之际，前往热河避暑，纪昀再次陪伴在侧。为了表彰纪昀的贡献，乾隆帝将他晋升为兵部侍郎，并在随后的时间里进一步提拔为礼部尚书，同时还授予他太子太保、国子监监事、协办大学士等头衔。这一系列的荣誉不仅象征着纪昀在朝堂上的地位，也体现了乾隆帝对他的高度评价。
    纪昀晚年享受到了许多特殊的待遇，其中之一就是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通常只授予那些最受尊重和信任的官员。这一特权不仅体现了纪昀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在朝野内外广受尊敬的事实。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二月，纪昀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嘉庆帝对纪昀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并追赠他“文达”的谥号，这是对纪昀一生学术成就和道德操守的高度肯定。
    结语
    纪昀的一生，是智慧与坎坷交织的传奇。他以其非凡的才情和卓越的学术贡献，在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编纂《四库全书》的辉煌成就，还是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造诣，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文化巨匠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尽管他的成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