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5章 科举改革从乡试开始
    一个正经的朝廷，肯定不能单靠臣子等举荐人才，又或是刘升凭借记忆征召历史名人，肯定得有一个公开、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
    在更先进的学校教育制度未能落实之前，科举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是人才选拔制度过渡必须要经过的一步。
    这一日，刘升来到文华殿，在正殿召见了总参政李长文、礼部尚书兼参政钱谦益、礼部左侍郎王铎，商议确定大崋当下的人才选拔制度。
    钱谦益本就要就此事建言，得知刘升要议此事，生怕建言之功跑了，当先起身开口，“陛下，秋闱就在八月，距离眼下只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我大崋既要选拔人才，正该在八月开启各省乡试。如此即可选拔人才，又可施恩于天下士子，必可令人心大定！”
    王铎在官场本就比较混，如今在礼部很多时候都以钱谦益马首是瞻，当即跟着道：“大崋建国，天下士子必然盼着陛下在今秋开启乡试，此举确能顺应人心。”
    说了等于没说。
    刘升遂看向李长文。
    果然，李长文跟了刘升两三年，更明白他的心思，沉吟了下道：“陛下若想针对科举制度改革，今秋开启乡试确实是个机会。
    但不可大改，否则恐怕会令天下士子生怨。最好是在不影响大明生员群体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动。”
    钱谦益听到李长文这番话，再看刘升微笑着颔首，不禁暗拍大腿，心道：哎呀！原来陛下有意改革科举，而不只是重开科举，我这是押错题了啊！
    至于说刘升想要对科举进行改革，他之前虽没想到，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自隋朝开科举取士以来，唐宋元明建立时，无不对旧有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就没有说完全继承前朝科举制度的（后世清朝应该是继承前朝科举制度最多的朝代了，所以说清在文治方面真没什么进步和贡献）。
    所以，刘升要更改科举制度，是理所当然之事。
    想明白这些，钱谦益愈加后悔。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他干脆更大胆些，看了李长文一眼道：“陛下，总参政之言臣不敢苟同，历代新朝无不更改前朝科举制度，以示本朝不同于前朝。
    大崋既要替代大明，正应该更改科举制度——全改固然不可，但若改动太小，未免难以和大明科举区分开来。”
    听到这话，李长文微微皱眉。
    刘升则露出些许诧异之色。
    他没想到，历史上有名的“水太凉，头皮痒”竟能说出这么一番颇有见地的话来。
    可他仔细一想，发现钱谦益的话固然大胆、标新立异，实际却是为了迎合圣意。理智点想，还是按李长文所说，一步步的改革科举制度更稳妥。
    他今年才三十岁，且身体强壮如牛，自觉至少能再活个三五十年，治理国家便没必要那么着急。
    在他看来，治理国家该快得快，该稳就得稳。
    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显然稳妥点好，不至于因此产生没必要的社会动荡。
    他于是道：“如此说来，今秋是必定要在各省开启乡试的。既要不同于大明乡试，首先可在考试时间上做出改变。大明乡试一般在哪几日？”
    最后一句是问钱谦益的。
    钱谦益作为曾经的大明科举探花郎，对大明科举制度自然一清二楚。
    他恭声道，“回禀陛下，大明乡试一般有三场，分别定在八月初九、八月十二、八月十五。”
    刘升道：“今日已是七月十八，若按旧有时间确实有些赶了，不方便筹备。不如便将时间延后至八月二十一、八月二十四、八月二十七这三天。
    牧斋先生，有一月时间，可够礼部筹备各省乡试事宜？”
    钱谦益不愿扫了刘升的兴，一咬牙道，“应该足够。”
    旁边王铎却是个谨慎的人，怕完不成任务担责任，便补充道：“陛下，礼部需要多少时间筹备此事，还需看乡试如何改革。若改革太多，所需筹备时间怕是得更久些。”
    由此看来，王铎这个礼部左侍郎也不是完全无用，偶尔还是能对钱谦益的言行进行查缺补漏的。
    听此，刘升便问：“以前乡试主要考哪些内容，如何考？”
    钱谦益道：“乡试第一场主要考四书五经之义理，即考生对《四书》、《五经》及各家注疏的基本掌握情况。
    这一场考试答案都是固定的，因为《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必须用朱子集注作答。
    五经中的《易经》需用程传和朱子本义，《尚书》需用蔡氏及古疏注，《诗经》须用朱子集传，《春秋》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则用古疏注。”
    王铎又见缝插针地补充道：“明永乐时曾颁布《四书五经大全》，为国子监及府州县学的统编教材，亦是科举头场的标准答案出处。”
    刘升听完直皱眉，他算是明白为何到了明清时期，儒学几乎完全沦为程朱理学了。
    因为这头一场的科举考试中，二程及朱熹注疏所占比例太大了，尤其是朱熹的。
    刘升不禁暗自腹诽：莫非这当初朱元璋、朱棣就因为朱熹与他们同姓，甚至被谣传为他们的祖先，所以才多用朱熹的注疏来当科举标准答案？
    事实如何，刘升不清楚，但他是不喜欢这种情况的。
    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好不好，他不清楚。
    但他清楚一点，不该让一家之言在科举答案中占比例太重。
    他想了想，道：“这头场中朱熹注疏的占比太多了，这样，四书只考原着，不考注疏。至于五经，可在维持原有考试规则的基础上，减少其比重。”
    钱谦益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微愣了下便试问：“陛下是说头场四书只靠原着，且题目占比要比五经多？”
    “不错。”
    钱谦益立马拱手道：“陛下圣明，如此一来，天下苦于背诵四书五经注疏的士子必感念陛下之恩德！”
    这话让李长文、王铎都不禁看过来。
    刘升也暗笑：钱牧斋，不愧是你，总能找到拍我马屁的点。
    笑归笑，刘升不得不承认，钱谦益这个马屁拍得有那么点舒服。
    他随即看向李长文，“总参政以为如何？”
    “此举可行。”李长文虽然不喜钱谦益逢迎、奉承刘升，但并不认为刘升对这头场可靠的内容有什么不妥。
    事实上，他当年就对背诵《四书五经大全》苦恼得很。
    尤其是朱子集义、朱子集传等，简直要背吐了。
    关键是这些内容就科举考试时有用，日后做官、做事等，几乎用不到。
    刘升又问：“大明乡试第二场考什么？”
    “考‘论’、‘判’及内科。”钱谦益先简短地回答，随即解释道：“一般要求写论一道，内容在三百字以上。再写‘判语’五条。然后在内科的诏、诰、表中任选一道来写。”
    “何为论、判？”
    内科的诏、诰、表刘升是有点明白的——诏、诰都是正式圣旨的一种格式，他甚至已经享用过。
    诏开头一般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诰的开头则一般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他之前对功臣进行封官、封爵，用的便大多是诏；而让钱谦益所写的《讨明檄》，其实就类似一种诰。
    但论与判他却不甚了解。
    钱谦益道：“论基本是从孝经及儒家经典中出题，其实就是对头一场考试内容的扩展，一般要求写得更有深度。
    至于判，则是从地方衙门的行政与司法文牍中选取一些疑难案例，让考生评判分析。
    主要考的是士子对国家律令、政务及案件审判的流程是否熟悉，且必须按照既定的公文格式书写。”
    刘升听了眼睛一亮，心道：这不类似后世公务员考试吗？
    看来古今考试根本性的东西其实没太大变化啊。
    倒也难怪，毕竟明清距离他穿越前的年代也只不过三四百年而已，相距其实并不算太遥远。
    他想了想，道：“既然头场已经考了四书五经，这第二场再考未免重复。不如在第二场把论去掉，多考几道判，几位以为如何？”
    第二更。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