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谈完，话题又转回朝鲜。高务实忽然朝张左治问道：“张观察，对于朝鲜此国，你有哪些了解？”

    张左治一开始不清楚高务实问他这句话的用意，但他身边的叶向高忽然用鼓励的眼神看了他一言，这才让他敏感起来，意识到恐怕有个机会摆在自己面前了。

    朝鲜即将内附，而朝鲜内附一事又是高阁老一手促成。那么按照惯例，皇上对于内附之后朝鲜当地的官员委任之事将有极大概率会征求高阁老的意见。

    这一惯例高阁老当然不可能不知情，那么他现在忽然问自己对朝鲜的了解还能有什么用意？当然是高阁老在考察自己是否有能力作为首批去往朝鲜任职的官员啊！

    对于大明的文臣士大夫而言，无论朝鲜当前的发展水平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们去朝鲜任职都无异于会被认为去了边陲蛮荒。因而，这样的任职往往不会是平调，绝大多数都会提升一些，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补偿。

    张左治是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也就是俗称的兵备道，雅称“观察”、“观察使”。此职与总督、巡抚一样并非经制之官，而是事职，俗称差遣官。

    名义上来说，差遣官本身“不算官”，或者说不算正式职务，只是临时受皇帝委派去督办某项、某几项具体事务，其权威来源于皇帝本人的圣旨而非制度。

    不过，毕竟不可能真把一个平头老百姓随便委任一个兵备道的职务，所以和总督、巡抚一样，兵备道也需要有“本职”在身，再去“兼任”兵备道。

    例如，要委任一位总督，往往是先给其加衔兵部尚书或者兵部侍郎；委任一位巡抚，往往是先给其加衔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或者都察院佥都御史等。

    委任一位兵备副使、兵备道，则往往要先加衔为某省按察使，而按察使本身也正是兵备道雅称“观察”的由来。具体到张左治这个天津兵备，加衔则是山东按察使。

    [注：这一点我也没查清楚原因，按理说天津兵备道不是应该加北直隶按察使才对得上地域么，为啥也要抢山东按察使的加衔呢？

    而且要知道，辽东的几个兵备道一般也是加山东按察使的，关于有明一朝山东、辽东在制度上的关联在本书前文解释过了。所以这样的话，山东按察使头衔真就是个批发品，在渤海湾周边几乎当成万金油来用了。]

    大明朝在省级地方搞的是“三司独立”，也就是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者平级，互不统属。但是这三司也正因为互不统属造成太多扯皮，而被原先临时设置、现在早已常态化的巡抚取代。

    是以，如果高务实想派他张左治去朝鲜，不能按照按察使的角度来提拔，而只能按照兵备道本身的角度来提拔，而兵备道再往上，无疑就是巡抚[注：当然这有个别例外，比如广东就没有巡抚，两广总督实际兼任广东巡抚职责]。

    万历二年登科时，张左治年约三旬，而到了今年，他的年纪已经五十有六。兵备道可不比内阁辅臣、六部堂官，亦或者某些重要地区的封疆大吏，兵备道通常干到六十岁左右也就该乞骸骨了。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一般也就照例批准，顶多给个公车驿站送回老家的待遇。

    因此，张左治根据自己作为心学派内部边缘人的身份，其实早就做好了在天津走完仕途的心理准备。现在勐然发现自己还可能继续发挥余热，作为一个有很强主观能动性，很希望做点事情的官员，他自然免不了有心争取一下。

    话虽如此，但张左治此前并没有真正关注过朝鲜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除了高务实之外，其他大明官员在此前几乎都不关心朝鲜。

    别看以前有段时间朝鲜和安南每年都要争一争在新年面圣时的座次，以此来确定谁才是地地道道的小中华，可是对于大明朝廷而言，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争的？反正都是当儿子，难道你还指望争出个胜负来之后能得到嫡长子继承权吗？

    所以在大明官员眼里，大体认知上都是这样：朝鲜和安南(嘉靖后一般指莫朝)都是汉化颇深的国家，两者都是大明的藩篱，但是朝鲜相对比较老实，安南当年则有忤逆君父之举，故而朝鲜温驯，安南跳脱。

    也正是这个原因，朝鲜多年都能在礼部举行的仪式上位列“班首”，代表各藩篱国谨呈贡品、献表等。

    不过当然了，大明朝对于藩国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任何一个——废话，大明连藩王都不信，全得关起来当猪养，又怎么能指望大明会相信藩国？

    但只有这点东西，张左治也知道恐怕很难让高务实满意，因此他心思一转，谨慎问道：“不知阁部是要问过去、当今亦或将来？”

    高务实呵呵一笑，知道张左治已经猜到自己的用意，便道：“那便说说将来吧。”

    果然如此！张左治这下信心多了一点。

    原本，高务实认为张左治首先应该会说朝鲜内附之后应该如何设置三司、如何驻军等政治、军事方面的安排，谁知道居然料错了。

    张左治沉吟道：“下官以为，朝鲜内附之后，我朝廷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恢复——或者说建立互信。”

    这句话着实大出高务实所料，反问道：“观察此言何解？”

    “我朝此番出兵，固然是救朝鲜如水火，但纵观自朝鲜请援开始，到朝廷派兵入藩，再到此前权栗兵变，中间都发生过很多事，这就足可看出双方内部彼此皆少信任。以朝鲜官员汉化程度之高，也会出现这样的兵变，那就更别提朝鲜民间了。

    若是不能让朝鲜从官员到民间，上上下下都认识到内附的好处，认识到大明接受朝鲜内附并不是为了欺压他们，而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再被倭寇之类盗匪贼寇威胁，那么大明在朝鲜的统治恐怕就会如成、宣之安南一般，事倍功半，徒耗国力。”

    有见地啊！高务实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恐怕还小看张左治了，以前只认为这人工作积极性高，对于他工作能力的认识则比较浅薄，现在看来，此人也算是胸中自有丘壑，还真是有点东西的。

    高务实眼前一亮，颔首道：“张观察所言在理。观察对此还有些什么心得，不妨细细道来与我参详。”

    张左治于是便先开始历数双方的各种不信任表现，当然鉴于他对朝鲜内部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主要在说大明不信任朝鲜的种种表现。

    本书之前曾经提到过徐达攻克元大都，朱元章软硬兼施拉拢高丽王朝的事，这里张左治又说了一遍，但是接下来他则提到了更多的一些细节。

    例如他说，据史书记载，元朝在退居漠北之后，其实力仍然强盛，至“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的状态，这使其对于周边政权仍然有着较为强大的威慑力，即便面对明朝也有着一定的对抗能力。

    这就导致当时的高丽不敢轻易地完全倒向明朝，否则如果明朝在与元朝的斗争中遭到失利乃至最后走向灭亡，那么迎接高丽的也必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恰逢此时，明朝在与北元的斗争中相继败给了扩廓帖木儿以及纳哈出，这给予了北元朝廷极大的自信，对于高丽的拉拢也由此变得更加不遗余力，“宜助力，复正天下”，这很难不让高丽的统治者陷入巨大的纠结之中。

    另外，早在之前的臣服当中，高丽内部就已经与元朝之间结成了相当深厚的利益链条，元朝在高丽内部也有着诸多代表。如果高丽完全放弃元朝、倒向明朝，那么倾向于元朝的政治集团必然会失去地位，这显然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丽在整体已经接受了明朝善意的时候，却又出现了许多类似于挑衅明朝的行为，如将从明朝到来的使节残忍杀害，又如将进贡给明朝的马匹全部替换成次品马，等等等等，这都使明朝对于高丽的不信任程度大大加强。

    再加上朝鲜频繁上贡、索取赏赐的行为，朱元章对于朝鲜的不满越积越深，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呈现出紧张的态势，明朝更是从之前的积极转向保留。

    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朝鲜内部却发生了异常巨大的政变，原高丽的统治者恭愍王被杀，辛禑王则成功取代了他的地位。对于这一变故，北元朝廷不仅没有给予惩罚，反倒是承认了他的地位。

    这一方面是由于之前的恭愍王对于北元的不忠行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此时的北元已经实力大为受损，不再能够亲自插手高丽内部的政治。

    因此，辛禑王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对北元呈归附姿态，但不仅没有在实际的军事上给予他们帮助，反倒是请求明朝册封自己，承认自己的统治地位。直到北元昭宗去世之后，高丽又彻底倒向明朝，开始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并且请求恢复对于明朝的上贡。

    为了弥补之前的错误，高丽这次可谓是诚意满满。面对来自朱元章的不信任和防范，高丽政权一口气将之前五年内失贡的所有马匹、金银财宝、布匹等等全部补齐，不可谓不是一次大出血了。也正是直到这个时候，高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才再度恢复正常。

    但是，由于朝鲜与明朝有关于铁岭以北地区的归属存在极大的矛盾，这导致两国差点兵戎相见，之前为了建立良好关系所付出的所有努力自然也走向白费。

    正是在这紧张的时刻，朝鲜内部又发生政变，李成桂成功执掌了朝鲜的朝政大权，建立了之后的李氏朝鲜，而明朝也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默认了朝鲜对于铁岭以北地区的归属权。

    然而，李成桂在篡权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又一度趋于紧张。一方面，李成桂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多次废立朝鲜的君主，这让明朝感到十分不快，就连册封都不愿意。

    另一方面，当时的朝鲜将大量女真人招纳到自己手下，这在明朝看来难免有僭越和增强自身实力的嫌疑，朱元章也因此以战争的方式威胁朝鲜放弃继续执行这种政策。

    直到之后，朱元章亲自立下诏书，宣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便赫然位列其中，为后面两个国家关系的趋于缓和与良好交往打下牢固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前提条件。

    但是正如之前章节中提到的，明朝对朝鲜的防备依旧如故，如限制火药出口，大力购入朝鲜马匹导致朝鲜马逐渐退化等等，可谓除了打仗，其他手段该用的都用了。

    以上这些，张左治说，高务实听，倒也没有非常特别，毕竟高务实作为当初编纂《大明会典》的实际主笔之一，对于这些事还是很了解的。

    张左治的描述细节更多的集中在这次战争之中。壬辰战争前，朝鲜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节节败退。战争爆发后，朝鲜面临八道具陷、三京沦落倭寇之手的景象。

    张左治道：“下官此前在天津接待过朝鲜谢恩使，他曾对下官说起过朝鲜国内的情状：壬辰四月十三日，车驾西狩。五月三日，贼入京城，车架次于平壤。六月，贼兵至大同江，车架幸宁边，进次博川，继而平壤陷报至，车架次于义州，遣使请兵中原，又请内附。

    而当时据朝廷邸报(大明方面)所言，朝鲜彼时‘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至于其中内情，阁部自然比下官更清楚。”

    高务实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于是张左治继续说了下去，说当朝鲜使者李德馨入辽东，向辽东巡抚表白心迹之时，辽抚的第一反应是心生疑惑，甚至道：“朝鲜君臣倭至即遁，一失不交，此中不可尽测。”

    而当辽抚将朝鲜国王的彼时第一次“内附”之请上奏明朝兵部之时，兵部同样提出质疑：“朝鲜世祚东方，号称大国，何得一遇倭至，望风而逃？殊可骇异。”

    在李德馨将回朝鲜之时，已经受命带领少数精兵前往朝鲜——名义上是援助，实际上有很大成色是看看朝鲜所说的情况究竟是否属实的祖承训，曾就此事发表看法：“国王安心留义州”。

    总而言之，大明这边无论是皇帝直属的锦衣卫，还是兵部等各部衙，都不断派人前往朝鲜，探测倭情，核实朝鲜情况，以期不要被朝鲜或者倭国，亦或者两者合谋所骗。而不断地使节派遣行为，也从侧面表现出大明对朝鲜始终不信任，大明对朝鲜的绝对“抚藩字小”政策出现了危机。

    另外，当时辽左也是谣言四起：“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勐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又有说“朝鲜实与倭奴同叛，羊为假王，向导而来”。

    而当时而朝鲜方面也有明眼人，柳成龙就直言明朝对朝鲜的七大怀疑：

    缓于叛变，一也；请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饥困道路，三也；既请兵而又言粮草贵，四也；唐人请我国向导之人，而时无一将一卒立于眼前，五也；自古虽危难之极，而乘舆所在之处，必有护卫之兵，今则荡然无存，自他人视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国将危亡则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时气象，徐缓宽从，应对酬酢，率多后时，七也。

    柳成龙这番话是公开说的，因此张左治后来也闻听入耳，他认为以上也间接表明，朝鲜廷臣认为大明对朝鲜的信任已经不如从前。大明不断的遣使行为使得朝鲜心生顾虑，朝鲜愈发认为明朝不信任自己。

    再有，大明兵部这边的过于慎重也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当时的情况下，大明兵部迅速派遣崔世臣、林世禄赴朝鲜，两人此行“以采审贼情为名，实欲驰至平壤，请与国王相会，审其真伪”。

    结果此时朝鲜廷臣正忙于论争，朝鲜多数廷臣认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辽东兵，生怕辽东兵一旦进入朝鲜境内就不愿离开，届时必定荼毒朝鲜百姓云云。

    于是，朝鲜派出的迎慰使柳根为了使辽东兵不会久留在朝鲜境内，竭尽全力陈诉朝鲜国土沦丧的凄惨面目。而且朝鲜王李昖并没有和这次的使臣会面，使者便回还义州。

    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满疑虑，不由自主将“假王导倭入寇”的传言与朝鲜王李昖“内附”的请求相联系，最终使两国关系更加不明朗。

    而后，兵部再次派遣使节，指挥使黄应旸奉命出使朝鲜，李昖在龙湾馆会见黄应旸。恰好朝鲜大臣李恒福已经将辛卯使者所带回的倭书奉与黄应旸，“应旸索倭书验之”。

    黄应旸查验过后，感叹道：“朝鲜替上国收兵，而义声不彰，反被恶名，天下宁有是乎？”，回国后，黄应旸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兵部。

    朝鲜方面，尹斗寿就表示：“盖致疑于我国之为倭向导，而来探其真伪者也”，直接表现出了明朝对朝鲜的怀疑。

    其实作为兵部利益的守护者，时任兵部尚书周咏不断遣使入朝，实际上是为兵部决策提供依据，也是为了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施展，最终使得兵部在援朝、“内附”中占据主动权。

    此时高务实与兵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断遣使的行为一定会让朝鲜方面认为，大明中枢对于朝鲜的极不信任。

    然而，对朝鲜不信任的还不只是朝廷中枢，作为辽东地区的官员，此时朝鲜“内附”事件，与该地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前有舆论称朝鲜“假王导倭入寇”，辽东巡按史李时孽便派遣了宋国臣赴朝鲜，专为辨识国王真假。

    说来也巧，万历十年时，宋国臣就曾跟随当时大明的使节王敬民出使过一次朝鲜，也面见过朝鲜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鲜王真假。

    结果宋国臣所携带的咨文称：“尔国图为不轨。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八道郡县何无一人倡大义？何日陷某镇，何日陷某州？某人死于节，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至于立嫡以长，无中国，夷狄通行之义，贵国长子何往，而以第二子为世子乎？……”

    辽东咨文在内容上充斥着对朝鲜的诘责：为何朝鲜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还没有见到朝鲜关于情况的通报，国家便将灭亡？

    宋国臣此次出使朝鲜的目的，一是传达辽东咨文，二是辨别国王真伪。但与前面兵部的使者一样，宋国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经表明，因传言肆虐，大明辽东地方官员也已经对朝鲜产生极大的怀疑。

    于是乎，朝鲜使臣李德馨从辽东回国后，只好对李昖奏言：“朝鲜八道兵马强盛，而曾不数旬，乃至于此，疑其为假倭而云。”

    李昖随即表明心中疑虑：“假倭之言，人假称为倭之云乎，抑与倭同心之谓乎？顷者祖总兵(祖承训，副总兵衔)咨文，亦有不轨之心语，以此见之，则可知其疑之也。”

    可见李昖也知道朝鲜败得太快，快到在正常人看来的确离谱，只是他也无可奈何——事实就是这么离谱，我朝鲜二十余万大军，几场仗下来就不剩几个兵了，这又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又上哪说理去？

    这还不算晚，在兵部与辽东巡抚均遣使至朝鲜侦察后，内阁、兵部与辽东方面均对朝鲜宣布“内附”事件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下发朝鲜咨文：“国王来投江上，择居完固城堡司道躬为存慰，一应供膳从厚，随行兵马给以刍粮，用示抚恤，无容狡倭混入探听，前所发兵不足，再加一枝为犄角之势，可也。奉旨：朝鲜请益援兵，须确议具奏，王来择善地居之”。

    此时，表面上看，明廷虽然同意朝鲜王“内附”，但实际上，“内附”有诸多条件限制。其中朝鲜争论最为激烈的便是“内附”地点的选择。

    大明将“内附”地点选在了辽东地区的宽甸堡，而宽甸堡实际上为防御女真而设立，条件相对较差，朝鲜廷臣便不断对李昖灌输辽东地区人心凶险等信息，以期恐吓李昖。于是，伴随大明军队大规模开往朝鲜战场，朝鲜便不再上疏明朝坚持内附，此事这才无疾而终。

    至于后来朝鲜内部对于此事的争议，张左治知道得不多，还不如本书前文描述得详细，高务实听听也就罢了。

    说完这些情况，张左治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我朝廷上下对于朝鲜大多持不信任之态，这势必导致将来治理朝鲜之时也有很大概率实施一些……歧视性策略。

    而在朝鲜内部，主张内附的只有北人党，而北人党相对于南人党和西人党，力量上也并不算强，就算得到了阁部的支持，其在朝鲜朝中或许能够得势，但恐怕在民间也没有明显优势。

    这样一来，我朝接受内附、直辖朝鲜，不仅朝鲜当地官员所能给予的帮助颇为有限，还可能要面临民间的反对，甚至朝鲜原官员们的挑唆，其治理之难可见一斑。

    故而下官认为，欲治理朝鲜，必先化解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只有先建立信任，然后施以合理的治理之策，甚至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内让利于朝鲜当地，用以施恩于民……这样在一两代人之后，朝鲜才能被我朝真正接纳如两京十三省一般。”

    高务实此时基本听明白了张左治的意思，他整体而言是持“怀柔”立场，认为要从民情民心出发，从根子上将朝鲜纳入治下。

    这一点，其实和高务实在朝鲜时听麾下诸将之讨论完全对立。在朝明军将领们对于将来朝鲜该怎么处置也是讨论过的，但他们显然就没有张左治这样良好的耐心。

    明军将领们，包括平倭提督麻贵和各路总兵在内，几乎都认为统治朝鲜轻而易举。在他们看来，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朝鲜人压根不会打仗，就算真有一些人要跳出来作死，大明天兵也能轻轻松松碾平他们的反抗。

    不得不说，武将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文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其中很可能还有双方利益点的差别。

    对于武将们而言，朝鲜乱起来不可怕，甚至乱起来反倒是好事。毕竟他们乱了，我们就可以出兵平叛，出兵平叛就可以获得战功。

    反正朝鲜人又不会打仗，要是他们真有本事搞出个数十万人的大叛乱来，那才真是天降之喜——多大的战功啊，而且还是白送性质的，可不是大喜么。

    文官就不同了，文官虽然也可以靠平叛获得战功，甚至想封爵的文官还生怕找不到机会立下战功。可是这里也是另有一些门道的：平叛固然是功劳，可是惹出乱子来的文官可就不见得有机会去捞这笔功劳了！

    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来说剧情都是这样的：文臣甲治理无方，地方心怀不满，居心叵测者裹挟民众大举叛乱。朝廷得知消息，一边下令平叛，一边将文臣甲打入大牢、不日处死，同时另外派员文臣乙接替前任，并且负责平叛。

    看到没，无论平叛的功劳有多大，你作为当地原先的治理者文臣甲，首先就有大罪，甭管后续的平叛功劳有多大，总之都和你毫无干系——你只是那个被用来祭旗的倒霉蛋，或者说“罪魁祸首”而已。

    以上不只是在朝鲜当前内附之后的治理问题上如此，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面对类似问题，文臣大多主张怀柔，而武将大多主将威压，原因大抵如此。

    你以为这种差异只是双方的性格和工作性质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与风险的比例问题。

    高务实现在既是文官，但同时又是朝廷最无可争议的军事统帅，他是可以超脱于文武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对于这件事，他显然站在张左治一边。

    武将们的话或许并非没有道理，武力威压本身也是一种统治手段。毕竟，极其强大的武力同样能让被统治者产生慕强心理，这一点参考后世日本人面对与米帝的态度就可见一斑。甚至久而久之，强者的一些习惯即便本身并不是什么美德，也会被弱者视为美德。

    比如米国人表现出来的自大，就会被解释成自信；米国人表现出来的不守规矩法度，也会被解释为践行自由精神。

    离谱吗？离谱。可那偏偏就是现实。

    不过高务实认为，这种统治终究难以长久。力噼华山虽然听起来很爽，但一个不好就可能闪到腰，然而水滴石穿就没有这种隐患，它无非是慢，但胜在够稳。

    高务实前世，他父亲在他小时候说起中米两国处理各种大事的差别时，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就好比面对一块坚冰中的宝物，米国人的风格就是找个大锤子砸开，而中国人的风格则是找个小炉子在旁边慢慢烤化。

    米国人的办法可以很快取出宝物，但宝物可能在他砸开的过程中损毁；中国人的办法想拿到宝物可能比较慢，但拿到手的宝物却能保持完好无损。

    这个比方对高务实的影响非常深，甚至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他想要的朝鲜，不是被大军犁过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废墟，更不是如成祖、宣宗时期的安南那样，犁它N遍最后还是坏于治理不善，最终被朝廷放弃的“亏本买卖”。

    朝鲜在高务实眼中是东海之墙，京畿之屏，既然要拿下，就要真正当做本土一般好好治理，岂能明知道可能产生内部隐患还无视之，甚至以平叛可以有功来故意威压？

    威压的确是前提，但只是为了震慑原本就心怀不轨的野心家，而怀柔才是长久的治理之法，是要始终坚持施行的半岛国策。

    “观察有大才，于区区天津一地属实屈才。”高务实露出笑容，目露期许地道：“请观察近期更多了解朝鲜情形，以待朝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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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昨天实在忙成狗，来不及码字了，今天补上昨天的。今后半个月可能都比较忙，更新有概率出现延误，但还是那句话，欠了的肯定会补。

    另外，“圩五，天津四大老”一章又被屏蔽了，原因未知，我也懒得改，有要回头看或者没来得及看的读者，请自行去别处找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