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巡抚叶向高时年已近四旬，论起年纪来，比他老师高务实还大了四岁。从鱼跃龙门的那一日起，叶向高便以端方温良着称，言行举止四平八稳，绝无出格之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有点宅。

    不过今日，叶向高一反常态，在京华码头搞出了隆重盛大的场面，用以迎接恩师凯旋述职。锣鼓喧天之下，映衬着的是一张张笑脸，与日军撤回博多与名护屋时的凄凉哀怨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一番歌功颂德之中，高务实下得船来，与来迎接的官员们一一打过招呼。当然，以他的地位之尊、声誉之隆，所谓打招呼大抵也就是拱手回礼罢了，值得他开口寒暄一二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更确切一点说，其实只有四个人值得他稍稍认真对待。这四个人分别是：钦差镇守天津地方太监赵又吉，巡抚天津地方赞理军务叶向高，镇守天津总兵官倪尚忠，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张左治。

    这四个人中，赵又吉因为是“钦差太监”，名义上排第一。不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天津镇守太监甭管是谁，这些年来唯一的作用就是替皇上数钱，其他事基本上与其无关。

    再加上赵又吉其实论起背景来，算是万历朝内廷中的黄孟宇一派，他是黄孟宇当年在位时的干儿子之一。换句话说，那也就是高务实自己的人了。

    黄孟宇虽然人已经退休“荣养”，但因为他和陈矩当年关系好，外甥刘平也是宫中宠宦，所以他的派系依旧存在。对于赵又吉这种人，高务实只要表面上客气两句就行，一般不会有除了银子之外的事情需要和他谈——就算高务实真要谈，赵又吉也无非小鸡啄米一般当个点头木偶。

    天津巡抚叶向高不必介绍了，高务实的嫡传门生还有什么好说？作为天津事实上的“一把手”，他在这里就意味着天津牢牢控制在高务实手中。

    天津总兵倪尚忠此人之前没提到过，不过只要报一下他的籍贯来历，背景也不必多说：倪尚忠，宣府龙门卫军籍，原籍南直隶淮安府盐城县。宣德六年(1431年)，他的先辈、指挥佥事倪凯奉命调至宣府镇龙门卫守边，成为龙关倪家的始祖。

    很显然，作为宣府将门的一员，倪尚忠的政治光谱闪烁着大大一个“高”字。

    倪尚忠继承家学，自小习武，相貌堂堂，力大无比，善使重刀，对阵杀敌时的风格突出一个势大力沉。此人早年官运亨通，隆庆元年时，年仅十七岁的倪尚忠就世袭了指挥佥事，开始驻防后世的赤城县金家庄、南北栅口、三岔口一带，居然还立下过一些功劳。

    万历六年，倪尚忠时年二十八岁，已经由指挥佥事晋升到参将，时任分守宣府下西路柴沟堡参将，正式进入高级将领行列。

    万历十三年，倪尚忠调宣府西路任左参将，防守左右卫、张家口等地。次年二月因军功加升宣府副总兵。万历十九年正月，因从伐元大军作战有功，升协守大同副总兵。当年十月初六，再升镇守保定总兵官。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因有海河的便利，高务实决定以天津为输转中心，促成朝廷发兵援朝抗倭，因此调倪尚忠移驻天津，举凡调兵遣将、征募船只、制造器械，都在天津进行，由此倪尚忠也成为第一个驻守天津的总兵官。

    简而言之，这也是个嫡系的高党将领。

    前面这三位，要么本就是高党，要么也是泛高党，与高务实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唯有最后一位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张左治与他们不同。

    张左治，字思谟，福建云霄菜埔村人，后居邻村西林，是万历二年甲戌科进士，比高务实早两科，在兵备副使这一级别的官员里，算是科场资历比较老的了。当然，换句话说就是这位老兄官场混得不是太如意，很可能是个劳碌命。

    实情也的确如此，张左治中试之后，初任高淳县令，又历长兴、高明二县，以勤政廉明、断桉精确又能体恤民间隐情着称。

    由于当时高拱当政，全国丈量土地以更新田册，作为基层官员的张左治奉文丈量土地，据闻曾长期亲自深入田间，使之不失尺寸，减轻了治下农民许多不合理的田赋负担，受到百姓爱戴。

    后来他调任庆阳府丞，又补绍兴署府事，兼署上虞、诸暨二县。在那段时间里，正值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大力推进考课法，结果在朝廷对外官的考核中，张左治以清廉的声望和卓着的政绩，被推荐参加朝廷所赐的十六人“清廉宴”，并荣升为金华知府，又补宁波知府。

    这其间有两件大桉正是张左治查审得破，就是金华霜妇昭雪冤桉和定海杀人弃尸桉。其中尤以后者全国闻名。

    该桉其实很简单，一点也不复杂。说是定海有盗匪杀人弃尸于江中，尸首逆流而上，正好飘到官船边上，当时官船上的主官就是张左治。

    但问题在于，张左治当时其实只是路过，一般而言路过的官员不会管当地的事，哪怕定海县是他治下，这桉子按照程序也应该交给定海县令负责。

    然而张左治没管那些，他亲自察之尸体，说由尸体判断，被害者死去并未太久，因此贼人去而未远。于是张左治立刻遣人急捕，果然得之。张左治当即讯问，杀人者经不住盘问，很快从实招来。

    桉子虽然简单，但张左治在其中展现出来的果决和智慧却为人所称道，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神陞。尤其是他敢于打破常规，发现命桉一刻也不耽误，立查立毕，为朝廷所称赞。

    不过——凡事就怕“不过”二字——他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虽然看起来畅快，当地百姓也称颂多年，可是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高拱、高务实。

    张左治没有二高那种能得到皇帝无限信任，天捅破了都有皇帝兜着的圣卷，因此他所在派系的朝中大老虽然明面上数次赞扬过他，可偏偏他的官位就再没怎么动过。即便要动，基本也是平调任职，而且总被调往一些民情堪忧、局势棘手的地方。

    他在浙江兜兜转转干了这么多年，终于因为前几年高务实要求新设天津巡抚而获得了机会。

    张左治并不是实学派的人物，他其实是心学派出身，只不过在心学派内部的地位也不咋地，属于比较边缘化的那种官员。那为啥高务实要求设立天津巡抚会是他一个机会呢？

    道理其实简单：天津巡抚设立之前，在天津官位最高的文官就是兵备道，因此当时的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显然是个实权肥缺。

    然而，一旦设立了天津巡抚，尤其高务实还推荐了自己的门生叶向高出任首任抚军，推荐了他宣大嫡系将领出身的倪尚忠出任首任总兵，那么天津兵备的权力实际上就被架空了——除非此人也是高党嫡系。

    被架空的职务在心学派眼中就没有了吸引力，其他心学派官员本来能够轮得上去做兵备道的，显然也不愿意去做个泥胎木偶。

    这样一来，作为心学派边缘人物的张左治就平白无故被新晋的心学派大老沉一贯“器重”起来了，当即给他争取到了“进步”，出任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即刻上任。

    本来呢，高务实对此没当回事。虽然朝廷上下当时很担心倭寇水军袭击大明沿海，而天津作为京畿海防要害，那更是海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对于高务实来说，他压根没把所谓“倭国水军进犯我朝沿海”当回事——开玩笑，就你丰臣秀吉那点水军还TM进犯大明沿海，当我京华北洋舰队不存在是吧？

    所以，高务实当时给叶向高和倪尚忠的指示是，只要搞好运输中转站，那就是大功一件，其他海防什么的不用你俩瞎操心。于是乎，叶向高与倪尚忠二人严格执行了高务实的命令，完完全全扑在转运工作之上，顺带着也忙些打造、修理前线兵甲、被服之类的工作。

    至于最重要的粮食问题，高务实作为“大户部”制下的户部尚书，早就把各种任务分配下去了，本来也不需要他俩操心什么，真就只需要“转运”即可。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那就是他们都小瞧了张左治为官的“主观能动性”。张左治因为级别有限，同时又分属不同政治派系，所以他并不是很清楚高务实的这些安排。

    但他觉得自己身为天津兵备，这个工作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是负有责任的啊。于是为解决军需粮饷，他主动组织天津军民，在天津附近开垦屯田数万亩，许多早已荒废的军屯田都被他一一查明，然后安排人妥善种上了庄稼。

    这个操作，别说叶向高和倪尚忠看懵了，连高务实都叹为观止——卧槽，大明还有跟我一样积极主动的官儿？

    本来，按照高务实的作风，这个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虽然可以被自己的人架空，但最好还是也换上自己人。而且，对于高务实而言这也不难办，他甚至都已经开始琢磨什么时候换人了。

    结果张左治搞出这一番操作来，高务实一看之下眼前大亮，决定就让他继续干下去，派系不派系的都不打紧——反正他在心学派里也是个不受待见的边缘人。

    然而大家都没料到的是，此时又有意外发生。这一意外起源于“芦苇税”，俗称“苇课”。

    苇课是个什么意思呢？大抵就是因为大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都在海潮中，土咸盐重，不宜耕植，但是很适合种芦苇和晒盐。晒盐且不去说，本书前文已经说了不少了，这里说芦苇问题。

    因为海边的这些地不便种粮，因此当地盛行在滩涂种青、收割芦苇、编芦席出售，经济效益居然还挺好，由此便有了一桩税种，就是所谓的“芦课”。

    这看起来和张左治好像没啥关系，其实不然。他开荒开了很多地，其中就有不少是原本的芦苇地。这些地其实并没有盐碱化，只是军屯荒废多年，既没人去种，又恰好离海边不远，所以才“变成”了芦苇地。

    张左治按照军屯黄册把这些地收回来继续种粮食，按说完全是遵照规章制度办事，根本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芦课这玩意不是户部收走的，而是内帑收走的，换句话说就是由太监来收。

    时有宦官到天津征收苇课，结果发现当年芦课一下子少了将近四成。这还得了？太监心说，咱爷们拿这个成绩单回去，指定是个不及格啊，那可不行，至少得凑足往年的数目。

    然而交税的百姓表示没办法，因为不是他们不配合，而是芦苇地少了，产量大跌自然收入锐减，这是没法子的事。

    太监当场就怒了，立刻拉着天津镇守太监赵又吉，两人一道去找张左治。课税太监的要求很简单：芦苇地你怎么处理了咱家不管，咱家只要芦课与往年相比没有减少就行，说其他的都不好使。

    然而张左治不肯，挺身抗争，简称自己此举不仅是坚持祖制，而且还是拨乱反正，你那芦课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因为以前错了很多年，现在就也要一直错下去。

    这一来二去，两边互不肯让，赵又吉无法不站在“内廷”一边，只好拉下脸去找叶向高。谁知道叶向高一听，嘴上说自己会找张兵备谈谈，转头立刻把消息告知了高务实——这时候高务实还没出征，人在京师。

    高务实是最恨苛捐杂税的，他希望搞的是制度化、正规化，主要征税的对象也应该是富商大贾而不是升斗小民，因此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

    次日一早，高务实直接上疏，就芦课问题向皇帝提出质疑，认为天津这芦课的原本额度就有问题，现在好容易来了个真敢做事的官员“拨乱反正”了，朝廷怎么能不分是非黑白，继续错下去呢？

    本来像这种事，朱翊钧一贯是和文官们对着干的，但凡事总有例外——对于高务实提出来的问题，朱翊钧就不装死了。高务实上午上疏，朱翊钧的朱批下午就出了司礼监：“该员(张左治)所为合情合理，芦课当秉实情而征”。

    然后同时下令给课税太监，让他该收多少是多少，不合法的部分此后都不要收了，赶紧办完回宫交差。

    这一来因为高务实的插手，张左治避免了老大的麻烦，还把事情摆平了，自然免不得心生感激。亲自修书一封向高务实道谢，信中还隐约对心学派新晋的二位大老于此事不闻不问颇有微词。

    高务实则也亲自回信，对张左治大加褒赏，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几年下去，现在张左治到底还是心学派，亦或者已经算是实学派了，谁都说不清楚。

    接风宴后，叶向高与倪尚忠本来要与高务实商议一些事情，结果高务实却临时邀请了张左治，似乎意味着天津变得更加“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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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笑死，“国族观”那一章果然被屏蔽了。不看内容、不看倾向的瞎屏蔽，我只能说这和官员懒政没有任何区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