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郭荣托孤(三)
作者:窗外凌霄   南唐荣光:我李煜不止是词帝最新章节     
    给李谷、窦仪、王朴三人的诏书,作为托孤之用,算是中规中矩的策划,而交给王溥的第四份诏书,则是至关重要的。
    王溥其人,以忠孝闻名天下,昔日,王溥父亲去世,他先后四次向周世宗郭荣上书,请求辞官回乡,按照规则为父亲守孝三年。
    可是,王溥当时的职位非常重要,还正值郭荣第一次发兵攻打南唐,这种情况下,郭荣自然是不允许的。
    然而,这位王齐物可不管那么多,你既然不准,老子就不干了,直接回乡给父亲披麻戴孝去了。当时,长江沿线战事紧急,郭荣无暇他顾,一直到攻打寿州遇挫,想要找王溥商量的时候,才发现人不见了。
    郭荣的脾气,那是相当不好,当着众人的面说,一定要把王溥给宰了。最后,在宰相范质的营救之下,王溥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可他没有立即就范,硬是一天不差地守孝三年。
    等南唐战事结束,郭荣再想起这件事情,反而觉得王溥此人仁孝忠诚,重新任命为参知枢密院事,随后一路升迁,进入到后周朝廷的中枢层次。
    到如今,郭荣感到自己寿命不济,托孤之事,非王溥不可。
    一个连皇帝都敢顶撞的人,一个为了自己目标连死都不怕的人,将第四份诏书交给他,是最为合适的。
    因为,第四份诏书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制约武将集团”。
    郭荣在清醒的时刻,脑海中回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义父、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郭威的所作所为。
    郭威在自己临终之前,硬撑着一口气,召见了自己的外甥李重进与义子郭荣,要求李重进当着自己的面,对还未登基的郭荣施行跪拜之礼,以此明确两者的君臣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后来的李重进,未必会听从于郭荣的调遣,可能早就反他娘的了。
    毕竟,按照皇室血缘关系,皇位继承的第一顺位人是李重进,第二个才排到了郭荣,第三个则是张永德。
    于是,诏书中写明,李重进被罢免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脱离了亲卫军的体系,封他为中书令,并要求李重进离开汴梁、镇守青州。张永德则被罢免了殿前都检点的职务,同时给了一个“检校太尉”的虚职。
    接下来,诏书中的内容,让后世许多人意难平,那就是加封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统帅后周最为精锐的殿前军!
    四份诏书,看似布局天衣无缝、巧妙制衡,唯独这一决策,导致满盘皆输!
    后世之人,不能苛求郭荣看的多长远,毕竟,当局者迷。
    人之将死,能够料想到眼前的事情已经不容易了,郭荣此时,早已忘记了张永德、李重进为了自己的大业,披荆斩棘、浴血疆场的功劳,大脑神经如同条件反射一般,被当初“郭威托孤”的情形所牵制。
    在郭荣看来,李重进、张永德以及曹彬、杨庭璋、李筠等人,都与自己存在外戚关联,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可你赵匡胤算什么东西?打仗再厉害,威望再高,本质上还是一个外人。
    一个外人,没有资格与我郭氏后代争夺皇位,想要荣华富贵,就只能好好的给我儿子打工。
    如此布局,在郭荣看来是最稳妥的,可他并没有彻底放心,也考虑到了赵匡胤可能凭借军功与手中兵权,给自己儿子带来麻烦的可能性。
    于是,第四份诏书中,还任命王溥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
    近卫亲军原本的总指挥是李重进,罢免之后,韩通上位,现在又将王溥封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放进了亲军体系作为二把手。
    韩通曾经追随郭威,郭荣继位之后,忠诚无二、屡建奇功,历史上,陈桥兵变发生之后,韩通是汴梁守军当中唯一一个抵抗赵匡胤的,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在北周武将集团当中,韩通很能打,但名望不是很高,这注定他必须依附郭荣一族,对未来继位的郭宗训忠心耿耿,他率领的亲军,能够很好的制衡赵匡胤率领的禁军。
    同时,在郭荣看来,韩通、王溥一文一武,少有交集,即便韩通在赵匡胤率领禁军作乱时不作为,还有王溥可以顶上。
    这样一来,大周两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禁军、亲军之间也形成了制衡关系。
    不难看出来,为了幼子顺利继位、为了大周江山,柴荣可谓用心良苦,将外戚、文臣、武将及“智囊团”安排的井井有条,四份诏书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意味着现有后周统治集团的大洗牌。
    只可惜、十分可惜、万分可惜,郭荣没有想到,一切变生肘腋,一切猝不及防,他费尽心力制定出来的托孤计划,因为赵匡胤这一个变数,沦为后世笑柄。当“赵检点”变成“赵官家”之后,当大周变成大宋之后,一代英主郭荣,也被历史书写者以春秋笔法,描写成五代十国时期可有可无的皇帝,毕竟,相比赵匡胤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成就,郭荣的功绩显得微不足道,后来的食利阶级,坦然地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句话,郭荣失败了,他败在对人性的认识不够深刻,更败在了对自己太过自信。
    甚至可以说,郭荣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
    回顾郭荣短暂的一生,最能概括的一个字就是“急”,尤其他登基称帝之后,处处表现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六年,具体来说,是五年零六个月,郭荣就打下了大大的地盘,而代价,就是常年的高负荷工作,事实证明,郭荣不仅严苛地压榨自己,也近乎残酷地压榨官僚。
    举一个例子,郭荣为了实现大业,对后周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改革,归纳起来就是“文官备战、武将征战”,文官集团负责一切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准备,而武将只管打仗、抢地盘,这样简单的模式,自然是十分高效率的。
    然而,郭荣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备战”与“征战”是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前者需要不仅需要充沛的物资供应,还需要充足的时间、空间调度,作为皇帝,你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今天去打谁、谁去打、怎么打,可文官集团要准备军械、粮草、衣服、药材等各种东西,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郭荣对此并不关心,他很“理想化”的提出要求,如果文官集团完不成,那就要治罪。《旧五代史》中曾记载,“二征南唐”期间,命令左藏库使符令光在入冬之前,为大军准备棉衣。棉衣这种东西,又不是,吹口气就能做出来,尽管符令光尽心尽力的去准备,还是因为未能及时备齐,而被郭荣治罪斩杀!
    符令光不是一般人,他的职位不高,可出身门阀世家,祖上从唐末就一直在朝中为官,先后历经后梁、后晋、后周,可谓盘根错节、一荣俱荣。更为关键的是,符令光本人公正清廉、为人谨慎,在岗位上任劳任怨,在同僚中的名声很好。仅仅因为棉衣上缴不及时,就被砍了脑袋,这让其他官员如何思量?大概,不是一句“伴君如伴虎”能说服众人的了。
    符令光的遭遇,在郭荣统治之下,不过是冰山一角,几乎所有大臣都面临着“不测之罪”。
    也就是说,郭荣在繁忙工作当中,作为官员必须随时待命,他忙的时候未必用到你,可当他用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及时出现,那就要治罪!从最轻的降级罚俸,到砍头亡命,不过就看郭荣的心情了。
    正是郭荣的“急”,他累死了自己,也寒了满朝文武的心。
    另一边,赵匡胤在“义社十兄弟”的基础上,拼命地拉拢禁军势力,该送钱就送钱,该求人就低头,该许诺好处绝不含糊,极尽能事地拉拢人心。所以当“陈桥兵变”发生后,汴梁城中很多文臣武将都态度暧昧,包括张永德,他还是郭荣的妹夫,不仅没有帮助郭荣稳定局面,还主动投靠了赵匡胤。
    一句话,人心散了,早就散了,文臣武将,给谁干不是干呢?你乐意当皇帝,你就去当,换个体恤下属的皇帝更好,何况,他还能保证老子的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