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躬盛自去年十月受命为钦差，主审周应秋卖官专案，历时近半年时间，终于结案。
    这件案子罪证确凿，周应秋自己的受贿账本上将买官之人记录的清清楚楚，查办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追赃！
    皇帝要求凡是向周应秋买官者，要处其行贿金额的三倍罚金，拿不出的就抄其家。
    事实上在审理过程中，近半买官者都交不起这三倍的罚金。这些人当初为了买官，不仅仅是穷尽家财，很多居然是借了大量外债，甚至有一部分是借了高利贷。为了当官可真是下了血本。
    买官者官当了还不到一年，周应秋案发，他们就全被揪了出来。这些人大多数还没来得及怎么压榨百姓搜刮民财，就被拘进了都察院的牢房，你让他们去哪里凑齐三倍的罚金。
    于是只能抄家追索！
    于是办案的时间大都花在了抄家追索上面。
    犯官们被免去官职革除功名后，或被罚款、或被抄家、或被流放，好不凄惨。个别不堪忍受的，只能自杀以逃避痛苦。即便自杀，罚金或抄家也是免不了。那些当初借钱给他们的债主，银子也全都打了水漂，这辈子是不可能收回来了。
    史躬盛在官场中的恶名传遍天下。此案之后，凡是大明官场中人，无人不知“史抄家”、“史灭门”的威名。
    不过此案对大明的官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从此官员们的贪腐之心收了许多，虽有胆大枉法者，也不敢在明面上肆意妄为了。
    周应秋专案结案后，史躬盛总共向皇帝的内承运库上缴了二百一十七万两白银。随着此案终结，郭可阳终于将魏忠贤一党的剩余价值吃干抹净了。
    朝廷鼓励举报投献的告示贴遍各地，凡举报投献者，若查证为真，则投献者投献产业之半数归举报者所有，包括投献者家财在内，不限于土地。
    为了确保投献清查行动落到实处，防止官员在底层勾结，郭可阳重新搬出了登闻鼓制度。
    在京师正阳门下设立登闻鼓，并派宫中内侍专人管理。若有百姓举报投献被官府欺上瞒下者，可来京师正阳门击响登闻鼓，皇帝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
    若查证后为真，则投献者的全部田地家产一半赏给举报者，另一半罚没入官。被投献者也要罚没等量的财产入官。
    但是登闻鼓此次仅限于清查投献一事使用，截止到神武元年年底。
    同时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除一人留守外，全部出去巡视，监督各省清查投献事宜。
    韩羽和史躬盛这两个令藩王和士绅官员恐惧的恶人，担任钦差的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藩王和士绅官员都陷入恐慌之中，看来朝廷这下是要下狠手整治了。
    一时间之前还在观望的，纷纷将自己名下投献田产出清，到官府登记纳税。
    三月十五，讲武堂新兵完成了两个月的体能和队列训练，并进行了考核，绝大多数新兵都达到了近卫师的考核标准。
    在二月十五，新兵训练满一个月时，卢象升曾通告讲武堂所有新兵，若对训练和军旅生活难以适应，允许申请离队回家，朝廷不仅没有责罚还会发给路费。
    但是不申请离队者，从此以后便是朝廷的军兵，一切都要按照军令行事了。
    因为之前两天皇帝刚刚视察过讲武堂，还对全体新兵发表了讲话。现在这群新兵正被“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激励着，无一人申请离队。
    讲武堂队列体能训练结束后，郭可阳与卢象升、孙传庭二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现在讲武堂总共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些人如果还是按照之前近卫师的训练方法来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都被训练成使用长矛和步枪的步兵。
    但是近卫师在将来不断地扩军中，只有步兵这一个兵种肯定是不行的。按照郭可阳的计划，近卫师将是步兵、炮兵、骑兵等多兵种俱全，可以遂行各种作战任务。
    这样的话，讲武堂的这些学员们做为未来军官的苗子，就不能只有步兵这一个专业，也必须区分为步兵、炮兵、骑兵多专业训练培养。
    一千五百人中，有三百人是从三大营、腾骧四卫和勇士营的骑兵中选拔抽调的，这些人将来还是骑兵，那么理所当然的就做为讲武堂骑兵科的学员。
    不过郭可阳还是决定掺沙子。将其中抽出一百五十人改为未来近卫师部队的骑兵侦察军官培养。从招录的学员中新选拔二百人，做为骑兵军官培养，将来分进骑兵部队。
    炮兵则从招录的学员中选拔比较擅长计算，头脑机灵的三百人，做为未来的炮兵军官培养，毕业后分入新组建的近卫师炮兵部队。
    最后剩下的七百人，则作为近卫师步兵军官培养。
    这些人接受各自学科的统一训练，但是并非都将成为军事指挥官，而是要有相当一大批会成为监军军官。只不过这要等到毕业时，由各级教官确认。
    孙传庭现在便兼任讲武堂的监军使，他的最大任务，便是每天和学员谈话，观察了解这些学员，为未来的监军体系选拔人才。
    于是讲武堂便被分成了三个部分，骑兵科五百人，炮兵科三百人，步兵科七百人。
    骑兵科转到南苑驻扎训练。皇帝专门批示，整修南苑部分破旧的宫舍，做为讲武堂骑兵科的军营使用。其训练教官则由周遇吉、黄得功等高级军官担任，日常管理仍是现在的这些近卫师的教官，他们也同时跟着学习骑术。
    郭可阳同时对骑兵的战术做了改变，抛弃了从前的那种羊群式的一窝蜂冲锋，改为墙式骑兵阵的逐波冲击战术，并与卢象升、孙传庭二人反复探讨修改了《骑兵训练操典》。
    郭可阳对于近代骑兵的战术也只是略为知晓，至于在作战中如何排列、单骑间隔多远、距敌多远开始快步、距敌多远开始加速、距敌多远达到冲击速度，以及每冲击波次骑兵前后距离多远等都没有概念。
    三人讨论了半天，才拟定出一个章程。为了保险又召来周遇吉、黄得功征求意见，最后才定稿。
    炮兵科则转到钓鱼台军营正西方十里外驻扎训练。那里正是后世的老山脚下，皇帝命人将老山以东的大片土地全部购买下来，做为炮兵训练场地。
    炮兵科需要进行射击训练或相关野外训练时，便移驻在老山东面的训练场，平时则在钓鱼台军营驻扎。
    炮兵的训练教官，就由之前菲利普罗保从澳门带来的葡萄炮队担任，所用火炮就是张彝宪去澳门采购回来的30门各种型号的红夷大炮。
    至于孙元化制造的“神武元年式五斤炮”，现在还未批量生产，只有试制的几门可供训练使用。
    讲武堂步兵科则继续留在钓鱼台军营的南侧讲武堂营区，阵型训练就在南校场，武器射击训练便使用近卫师的靶场。
    对讲武堂学员分科计划完成之后，便由卢象升、孙传庭二人带着训练参谋罗亢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