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 2 月 18 日，凌晨三时，京城北郊某监狱。
    早春寒意尚浓，四周一片寂静。高大的监狱围墙上，标志着高压电网负有载荷的幽红灯光，在朦胧的晨雾中不停地闪烁，似乎不知疲倦地提示着人们，警惕在这无边的沉寂中潜藏着的罪恶。
    突然，一条黑影出现在灯光暗淡的狱墙墙根，他猫着腰，小步快跑，一刹那间就窜到墙角。他把毛衣的两只袖子交叉捆在腰际，双手卡紧铁皮管道，像敏捷的松鼠一般“蹭蹭”地攀上了围墙。
    不远处的塔上，端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的武警哨兵正在向四周巡视，就在哨兵背过身去的短暂瞬间，黑影窜上了墙头，并迅速解下腰间的毛衣盖在高压电网上。
    或许是过于紧张，或许是动作幅度太大，就在他的右腿已迈过电网的片刻，他的左腿却碰到了电网，一阵猛烈的电击击中了他的大腿根，他全身战栗，一个跟头从墙头上栽了下去。
    “咚”的一声闷响，惊动了塔上的警戒哨兵刘维军，小刘猛地转过身来，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影从墙角边挣扎着爬起来，一眨眼就消失在杂草丛中。
    “有人越狱！”刘维军鸣枪示警，闻讯赶来的武警战士分头搜索，终因大雾弥漫，失去了目标，让狡猾的罪犯越狱潜逃了。
    “鹿宪州，男，31 岁。1992 年 6 月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份简单的材料从监狱的电脑中被调了出来，摆在了北京市司法局、公安局领导的案头，公安机关迅速布置了追捕行动。
    此刻，这个诡计多端的逃犯已经坐在郊区驶往北京城区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他缩着脖子，用脏兮兮的羽绒服脖领遮住了半边脸，佯装睡觉，半眯着的双眼，却在紧张地观察着车上的每一个乘客。
    确信无人注意到他时，他的思绪才开始盘算着下一步……
    从外表看，他是个颇有男子气质的青年。浓浓的剑眉，大大的双眼，匀称的身材，端正的五官，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他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也使他常常产生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尤其在女孩子面前。
    事实上，在他 30 岁的生涯中，他的确是颇有女人缘的。
    他的家庭条件也很不错，虽不是高干子弟，但他从小生活在京城的军营之中，过着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他祖籍河北博野，父亲是驻京某军事医学科研单位的一名老职工，母亲也在该院工作，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这样的家庭环境，加之他的聪明伶俐，应该非常有利于他的成才。但不知是父母的溺爱，还是他天生的顽劣，自幼起他就特别调皮贪玩，不思上进，成绩总是排在班级的倒数之列。
    鹿宪州上了高中后，父母希望他能考上大学，可惜他的基础实在太差，况且他的冥顽不灵的性格也没有大的改变，奇迹当然不会发生。他的同学不少考上了京城的一些名牌大学，他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被挡在了大学的围墙外。
    1980 年下半年，他在社会上浪荡了半年，无所事事，成天和过去那些品行不端的同学混在一起。他的父亲十分着急，幸好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经过一些努力，终于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昆明军区某部服役。
    鹿宪州曾服役于部队，尽管他对紧张而严肃的军营生活颇有怨言，但还是得克制自己，毕竟部队有严格纪律的约束。虽然谈不上是一个好兵，也还算是说得过去。他的军旅生活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度过了。
    1984 年，鹿宪州退伍回京安置，这一年他刚 21 岁。根据他的爱好和特长，他被安排到首都出租汽车公司第三分公司当司机。在北京，开出租汽车是挺招人羡慕的一个行业，虽累点苦点，却收入颇丰。在首汽，鹿宪州一干就是 8 年。
    头几年，他还是挺珍惜这份工作的，起早贪黑，顶风冒雨，这样下来，一年能挣个三四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北京算是高收入，维持正常生活绰绰有余。可是到了后两年，鹿宪州不安分了，他的手头越来越“大方”，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有时去歌厅，一夜消费就是数千元。他花得越来越多，挣得却越来越少，整夜沉缅于歌厅舞榭，已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兴趣去开出租了，终于到了入不敷岀的境地。
    要想高消费就得有钱，而钱，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不想再去开出租车，那样太累，挣钱也太慢，他想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偷。
    从 1991 年初开始，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他伙同航天部二院停薪留职人员汪某盗窃了三辆日产“皇冠”牌轿车，价值人民币近 60 万元，变卖后大肆挥霍……
    不久，案件被侦破，鹿宪州锒铛入狱。1992 年 6 月 18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维护中级人民法院对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决定，他被送到京郊某监狱服刑。
    服刑的这两年，鹿宪州伪装进步，积极改造，而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脱逃。他认为自己表现再好，也不过是把死缓改为无期，也要在这高墙之内把牢底坐穿。与其这样，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死得轰轰烈烈！他这样想着，就暗暗窥测着监狱的地形，时时刺探着逃跑的时机。
    慢慢地，鹿宪州发现了高墙内有一处让人不十分经意的“死角”，制订了半分钟内脱逃的计划，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大雾弥漫的凌晨作为脱逃的时机。就这样，1994 年 2 月 18 日晚上，他终于侥幸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晨色初露，公共汽车在京郊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尽管周围谁也没有注意鹿宪洲，但他仍是做贼心虚，只坐了两站地，他就一瘸一拐地下了车，招手拦了一辆面的。
    鹿宪洲不敢回家，知道追捕的干警肯定会在家中“守株待兔”，再说他也不想连累自己的父母。
    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出门靠朋友”的古训，便把过去的首汽开岀租时的哥们儿挨个儿捋了一遍，首先进入他脑际的是黄民平、赵建国、黄炎这几个人。
    他觉得他们一定会帮他。于是，他对面的司机说：“请你把车开到燕京饭店。”
    他知道，黄民平等人每天早晨都会在此排队拉客，现在来找他们绝对能找到。
    面的在离燕京饭店不远处的便道上停了下来，鹿宪州不敢下车，便哭丧着脸对司机说：“师傅，我这腿不方便，麻烦你帮我找一下人，找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接着，他说岀了三个人的名字。他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果真博得了司机的同情，便来到饭店门口排队的司机人群中打听。
    首汽出租汽车司机黄民平这天早晨起得特别早，6点多钟就到饭店门口排队。那天的客人很少，一直排到9点多钟也没有拉到一个客人，但这时他已经排在第一个了。
    正在他东张西望之际，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人，说要找赵建国、黄炎，当得知他俩都不在时，又说要找黄民平。黄并不认识这个人，便说：“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那人说：“你有个朋友摔了，腿不能走，在我车上哩！他要你去帮一下忙。”
    黄民平来到面的前，拉开车门一看鹿宪州横躺在后座上，他大吃一惊，差点没叫出声来，但很快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镇静下来，让司机把车开到燕京饭店后面的居民区里，然后跑过去把自己的“皇冠”车开过来，塞给司机50元钱，把鹿宪州扶到自己的车里。
    坐在车上，鹿宪州简单地叙述了越狱的过程。接着黄民平把车开到西三环路上，黄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鹿说：“得先找地儿住下。”
    黄民平便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黄炎打电话，告诉他：“鹿宪州跑出来了，现在就在我车上。”
    黄炎与鹿的交情显然赶不上黄民平。黄民平是和鹿宪州一道分到首汽的，两人还住过一个集体宿舍，可以说是无话不谈。鹿为人两肘插刀，帮过黄民平不少忙。
    而黄炎与鹿的交往就少得多了，当听黄民平说想让他帮忙，找间房子供鹿宪州躲几天时，黄炎犹豫再三拒绝了。
    鹿宪州也跑过来与黄炎聊了几句，黄敷衍地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房，等找到了再和他联系。气得鹿恨恨地摔了电话：“忘恩负义的东西！”
    “皇冠”车载着他俩在三环路上漫无目的的转悠，消磨着时间。到了傍晩，黄民平又给赵建国打电话，让他帮助鹿宪州租房。
    赵起初很惊讶，过了好一会儿，才为难地说：“房子可不好找，哪能说找到就能找到啊！这样吧，等会儿我再给你们回话。”
    等了好久，没有赵的回音，黄民平急了，径直把车开到赵建国家的楼下。在车上，鹿把自己的越狱经过又复述一遍，然后求他帮忙找个藏身之处。
    车开到了马甸立交桥，赵建国半天不语，他在惦量这件事情的轻重，想了好久，觉得这事还是少管为妙。便说：“容我再想想办法。我家里还有朋友等着，能不能先送我回家？”
    黄民平觉得赵建国不大够意思，脸色就很难看，也没说话，开车送赵回家。
    车在赵家楼下停了，下车时，赵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浅色信封，递给鹿宪州说：“哥们，找房子我帮不上忙，这点钱你先拿着用吧。如果还缺钱用就言语一声，我不会出卖你的。”
    鹿躺在后座上，接不到钱，黄民平把钱接过去了，赵建国就下了车。黄把钱从信封里抽出来点了一下，是800元，便对鹿说：“这小子还有点良心。”
    这天晚上，鹿宪州像丧家犬一样无处过夜。黄民平便把车开到西便门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让鹿在车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车队开会，黄民平急于安顿鹿宪州，大清早，他就拉上鹿去南礼士路找鹿过去的女朋友张颖。
    23岁的张颖长得白白净净，苗条的身材，入时的穿着，属于京城街头上常见的那种很时髦的女孩。她现在的职业是北京医院药剂科的药师，一份挺舒适、挺让人羡慕的工作。
    这天早晨，张颖像往常一样、喝了一杯牛奶煮鸡蛋，又淡淡地梳妆了一下，随手提起坤包准备下楼上班。
    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她拿起话筒，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传来，她犹豫了一下，对方很快自报家门：“我叫黄民平！\"
    张颖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隐约记得是她原来的男朋友鹿宪州的同事。自从鹿入狱后，他们也有两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呦，是你啊！怎么想起我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吗？”张颖接到电话，感觉有些奇怪，用她那小姐特有的矜持口吻问道。
    “鹿宪州出来了，就在我车上。”
    听到这个消息，张小姐吃了一惊，她故作镇定地试探道：“不可能吧？你别骗我啊！”
    黄民平急切地说：“我哪有时间和你开玩笑啊，不信你下来看看。我们现在就在你家楼下东边的街心公园旁边，你要是想见鹿宪州就赶紧过来吧！”说完，黄民平就“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张颖迫不及待地“咚咚咚”跑下楼，来到东侧街心公园。她一眼就看到了黄民平的“皇冠”车停在路边，鹿宪州半躺在车后座上，一副仓皇疲惫的模样。
    张颖上了车，尽管鹿宪州只是她的前男友，尽管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深爱着她的男朋友，她还是激动不已。看到鹿宪州那张腊黄的脸、半寸长的胡子和乱糟糟的囚犯“板寸头”，她心疼地哭了。毕竟，鹿宪州是她的第一个恋人，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还是 1988 年，16 岁的张颖在白云路小学的一个英语班上学，邂逅了当时也在这里学英语的鹿宪州。她喜欢他的英俊、沉稳和一掷千金的“潇洒”，还经常坐他开的出租车。
    渐渐地，情窦初开的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个比她大 9 岁的男人。1992 年，鹿宪州因为犯罪入狱，被判处死缓，他们的恋爱关系也就此结束。但是，这个男人在她的心灵深处却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久别重逢，鹿宪州毫无保留地向张颖讲述了自己越狱逃跑的经过。这时，黄民平借口单位开会，开车走了。张颖和鹿宪州下了车，躲在街心公园的一角，密谋下一步的藏匿计划。鹿宪州提出要去找他的弟弟鹿宪勤。
    鹿宪勤是鹿宪州唯一的弟弟，长得魁梧壮实，仪表堂堂。可惜，他和他的哥哥一样，从小就不爱学习，成绩一般。高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就在父母所在的单位做临时工。
    不过，他的脑子比较灵活，善于谋划，也善于交朋友，不像他的哥哥那样鲁莽。到了 1993 年，他自己注册成立了民营的北京塞莱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任总经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还在保利大厦包租了房间作为办公室。
    这天下午，鹿宪勤正坐在老板椅上悠闲地抽着烟，突然接到了张颖的电话。张颖告诉他，鹿宪州已经逃脱，现在正和她在一起。鹿宪勤一听，心里砰砰直跳。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前来家里搜查的民警口中得知了他哥哥越狱潜逃的消息。他没想到大哥竟然如此神通广大，能够如此顺利地逃出来，而且就在附近。
    他很想立刻和大哥见一面，但是又怕有警察跟踪和埋伏，就按捺住了急切的心情，在电话中对张颖说：“我们先见一面吧。”
    “行，我在东四十条桥西北角地铁站口等你。”
    鹿宪勤走出保利大厦，来到约定的地点，张颖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张颖对他说：“你哥哥让你帮他找个房子。”
    鹿宪勤当即说：“好吧，我想想办法。你把你的呼机号告诉我，如果找到了我呼你。”说着，鹿宪勤从口袋里掏出 800 元钱塞给张颖：“你给我哥买套新衣服，再买点吃的，房子的事等我电话。
    说完，两人就分开了。这天下午，张颖和鹿宪州打了一辆“的士”，到商场给鹿宪州买了新衣服、假发套和墨镜，对这个越狱罪犯进行了全新的包装。
    他们还一起吃了晚饭，大约傍晚 6 点多钟的时候，张颖的寻呼机“嘟嘟”地响了起来，原来是鹿宪勤呼她。
    鹿宪勤在电话中说：“晚上 8 点你们到八王坟 1 路公共汽车站，有一个叫吕波的人在那儿等你们，他帮你们找到了房子。吕波手里拿着一本杂志。”
    晚上，张颖和鹿宪州按照约定的时间，坐出租车来到八王坟 1 路汽车站，见到了吕波。三人又一起打车朝通县方向驶去。
    车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门口停下，趁着夜幕，吕波把他们领到了一幢五层楼房里。当晚，鹿宪州就住进了这幢教学楼的地下室里，在那里躲了十几天，养好了伤。其间，张颖两次给他送来大衣和食品，鹿宪勤也给了吕波 1000 元钱，让他为鹿宪州购买衣服和吃的东西。
    鹿宪州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而且他也觉得地下室太冷、空气不好，就提出让张颖帮他找新的住处。
    张显得颇为犹豫，心中交织着为难与恐惧，但旧情难忘，加之碍于颜面，他还是勉强答应了鹿。张颖随即求助于她的舅舅李某，恳请他协助租赁一处住所，她仅轻描淡写地说是为一位朋友提供帮助。
    李某对外甥女的请求从不推辞，立刻答应下来，不久便在酒仙桥商场附近的一栋简陋楼房中寻得一间月租300元的屋子。这个地方远离喧嚣的市区，格外宁静，鹿宪州对此感到极为满意。他在那里尽情享乐，生活惬意，身体逐渐变得圆润丰满，足足住了个多月。在此期间，张颖、黄民平等友人还不时前来探望。
    然而，考虑到这间房子是通过李某联系的，张颖始终担忧会给舅舅带来麻烦，于是向鹿宪州提议换个住处。鹿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他也不愿在一个地方久居。
    在张颖的辛勤奔波下，他们在和平里找到了一套与他人合租的三居室公寓。不过，没过多久，脾气暴躁的鹿宪州就与房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险些动手。显然，这里已不再适合居住。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颖费尽心思为鹿宪州寻找新住所，但进展缓慢。恰逢此时，鹿宪勤来电，提到他在西四换房站结识了一位名叫马绍波的中介公司员工，对方声称能帮到忙。他们约定次日下午在金台路的中介公司与马绍波会面。
    在马绍波的引荐下，鹿宪州和张颖结识了某公司的职员任民选。任民选打算转租位于朝阳区安华西里三区的单位分配公房，因为他有更大面积的住宅，所以有意转租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楼。两人实地查看后，发现这里地处偏远，邻居大多是陌生面孔，这恰恰符合鹿宪州的期望，他欣然同意，并让张颖立即与任民选拟定租赁合同。
    鹿宪州化名为李建生，由张颖代替他在租赁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租期暂定为两年，租金总计元，首年需支付元。张颖当场将携带的5000元现金交给了任民选。
    这间房子后来成为了鹿宪州逃避警方追捕、藏匿枪支凶器及抢劫赃物的藏身之处。在鹿宪州特大抢劫案告破后，正是在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里，警方搜出了他作案时使用的6支手枪和微型冲锋枪，以及堆积如山的赃款和赃物。这座普通的居民住宅不幸沦为了罪恶的巢穴。
    鹿宪州的另一个藏身点，是他在1996年初以李建生的名义在丰台区木樨园租下的一套一室一厅公寓。这里设施齐全，装修豪华雅致，不难想象这位蒙面大盗是如何用抢劫得来的巨额财富过着奢华放纵的生活。
    这套公寓的主人叫线锡昌，是朝阳区医药贸易中心的工人。在住房制度改革中，线锡昌以成本价购得了这套房子，尽管他知道按规定五年内不得出租，但他被利益冲昏了头脑，以每年元的租金将房子租给了鹿宪州。
    正是任民选、线锡昌这样的见利忘义之人，将公家分配的住房转租给罪犯，无意间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藏身之地；也是张颖、黄民平、鹿宪勤这些罪犯的亲友，不顾一切地为他们奔走效劳，唯恐这只逃亡的恶魔落入法网，使得鹿宪州得以喘息，为他日后更为疯狂的行为创造了条件。
    在这段时间里，鹿宪州的伤势痊愈，身体愈发壮硕。随着追捕的风声逐渐平息，他无法再忍受一年来东躲西藏、无所事事的痛苦和愤怒。他深知自己是死刑犯，一旦被捕必将面临死亡；他也明白自己的生命旅程注定与偷、抢、杀等罪恶紧密相连。与其苟延残喘，他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认为这是他“生存的必要”。
    为了所谓的“生存必要”，鹿宪州开始策划新的罪恶抢劫计划。而要实施抢劫，首要之事就是获取武器和凶器。1995年10月，化名为李建生的鹿宪州独自前往东北黑河。在火车上，他结识了黑河市的无业游民张建国，通过张建国的牵线，在边境地区找到了从事边贸生意的蔺刚，从而购买到了两支小口径运动手枪和100多发子弹。在这场肮脏的非法武器交易中，张建国和蔺刚非法获利1.5万元。
    鹿宪州曾在一次抢劫中，深感小口径手枪火力不足，保险系数不大。于是，当年 12 月中旬，他决定再次铤而走险，前往广西边境购买军用枪支。
    12 月 16 日，在凭祥市弄绕市场，鹿宪州偶然结识了崇左县新和华侨农场通康分场工人农之宝。鹿宪州以重金为诱饵，让农之宝为他购买手枪。利欲熏心的农之宝果然没有辜负鹿宪州的期望，他利用自己是边民、持有“边境证”的有利条件，当天下午便越境到越南同登，找到生意人阿帝等人，为鹿宪州购买了一支东欧产的微型冲锋枪、一支军用手枪和 100 余发子弹。鹿宪州在支付了 1 万元后，又额外酬谢农之宝现金 1.5 万元。
    农之宝对鹿宪州的慷慨感激涕零。几天之后，他又委托甘伯平为鹿宪州购买了两支军用手枪和数十发子弹。
    鹿宪州拥有了武器，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这个蛰伏已久的凶恶歹徒瞪着血红的眼睛，开始寻找目标，准备实施他凶残而冒险的抢劫计划。
    1995 年 12 月 13 日，这是一个冷到连水滴都能瞬间凝结成冰的冬日，天空阴沉沉的，零星的小雪花不时飘落，给这个古老的城市蒙上了一层灰暗、凄冷的色调。
    上午 10 点半，北京金冠制衣有限公司的出纳员刘瑞婷已经准备好出门了。她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净整洁，然后转头对后勤部经理唐庆利说：“老唐，你现在有空吗？我昨天和信用社约好了要去取款，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刘瑞婷是一个清秀文静的女子，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她从事财会工作已经有十四五年了，业务熟练，责任心强，在公司深受同事们的好评。
    唐庆利看到刘会计已经上班好一会儿了，还把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心里十分感动。正好上午也没有其他安排，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好吧，我和你去。”
    唐庆利开着他那辆墨绿色的切诺基，载着刘瑞婷，一路驶向红星城市信用社。五六分钟后，他们就到了信用社所在的汇园公寓。
    刘瑞婷和这里的每个营业员都很熟悉，她笑嘻嘻地和营业员孔香春打了个招呼，然后从提包里掏出三张支票递给了她。
    孔香春的丈夫许学同也是刘瑞婷他们公司的人，所以刘、孔二人平时往来比较多。小孔瞥了一眼支票，每张上面都写着提取款额 5 万元的数字，她说：“二姐，把你的名章给我。”
    刘瑞婷从蓝色尼龙坤包里掏出名章递给小孔，小孔接过来，在支票上按了一下，然后就到后台去了。不一会儿，她走出来对刘瑞婷说：“二姐，你们到三号窗口取款。”
    刘瑞婷应了一声，就和老唐一起走向西侧的三号窗口。和往常一样，刘瑞婷把点好的百元大钞一捆捆码好，把其中的 10 万元用尼龙绳捆成一捆，5 万元捆成一匝，然后放在蓝色尼龙绸包中。
    她向信用社的营业员道了谢，就和老唐一起往外走。这时，老唐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表，正好 11 点整。
    老唐走在前面，用遥控器打开了车门，刘瑞婷站在他右侧副驾驶座的车门外，正准备上车。就在唐庆利要拉开车门上车的一刹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对准了他的脑袋。
    一个身穿深灰色皮夹克，头部用紫红色头罩裹得严严实实的歹徒厉声喝道：“不许动！把钱交出来！”
    唐庆利浑身猛地打了一个激灵，他本能地用手护着头，两眼的余光瞥见刘瑞婷已经拉开车门趴在副座位置上了。
    唐庆利随手“砰”地关上车门，顺势蹲在地上，大声喊道：“来人啊，抢钱了！”
    没喊几声，唐就听到副驾驶座那边传来“砰砰”两声闷响，随后出现了有人奔跑的脚步声。唐站起来一看，刘瑞婷仰面朝天倒在右驾驶座上，鲜血溅满了车座，她手上装有15万元现金的尼龙包不见了。
    那边歹徒已经窜上一辆深灰色大宇轿车，动作娴熟地向后倒了一下车，然后猛地加油，向西开去，一眨眼功夫便消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
    歹徒心狠手辣，动作麻利，整个抢劫过程不到三分钟。在这起抢劫案中，女会计刘瑞婷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15万元巨款被劫。从罪犯的作案速度和熟练程度来看，这是一起经过精心准备的抢劫杀人案。
    就在首都警方全力以赴侦破“12.13”这起震惊京城的大案时，1996年2月8日，在首都北京再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抢劫大案。
    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北京街头人群熙攘，一片喧闹，洋溢着春节临近时都市那惯有的喜庆欢乐气氛。
    在距亚运村不远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附近的便道上，有一辆深蓝色的大宇轿车已经连续两天停在这里。
    车门紧闭，透过贴着厚厚遮阳膜的车窗，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紧盯着进出分理处的每一个存款取款人员。
    2月8日上午9时50分，甘水桥分理处工作人员王永革、马丙年、袁世金等人像往常一样押送一笔巨款去银行，王永革和马丙年一人提着一只黑色密码箱，呈一字队形走向停在门口的运钞车。
    他们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就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之距的地方停着的那辆蓝色的大宇车，车厢里还是那双阴沉的眼睛，闪现着贪婪的火焰。
    穿着深蓝色经警制服、不失威武的保安员趋步上前，拉开运钞车车门，做出一个请王永革他们上车的姿势。
    正在这时，近在咫尺的大宇车车门突然打开，窜下来一个头套深色头罩的歹徒，一个箭步就冲到运钞车前，端着微型冲锋枪低声喝道：“不许动，把密码箱放在地上！”
    王永革愣了一下神，随手把装满钞票的铁箱扔往敞开着车门的运钞车上，歹徒见状，恼怒地扣动了扳机，王永革大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
    凶恶的歹徒随即窜过来抢夺马丙年手中的密码箱，视国家财产如生命的马丙年死死抓住不放，歹徒不由分说，残忍地朝马、袁二人开了枪，两人中弹倒下了。
    歹徒趁机飞快地提起两只密码箱，扔到大宇车后座上，接着十分敏捷地钻进车内，发动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在这场血腥的抢劫中，优秀金融干部马丙年被当场打死，王永革、袁世金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来王永革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116.74万元巨款被歹徒劫走。
    接到报案后，市公安局刑侦处、朝阳公安分局刑警迅速赶到现场。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阮增义亲临现场，指挥勘查追捕案犯，并责成刑侦处、经保处和朝阳分局共同组成专案组负责破案。
    1996年3月9日，在朝阳区安贞西里**号楼下，发现被劫匪抛弃的深蓝色大宇车。专案组侦查员在车内提取到两只被撬开的密码箱，以及案犯作案时蒙面用的两只羊毛衫袖筒。
    经过调查，这辆属于运达国际贸易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蓝色大宇轿车，是2月6日在二七剧场附近楼区被盗窃的。
    现场访问，目击群众反映：劫匪身高170厘米左右，30多岁，体态中等，讲普通话。
    “2.8”劫案的发生，犹如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京城，也给即将到来的春节蒙上了一层阴影。“银行被抢”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震惊之余，纷纷猜测着案件的始末……
    “2.8”专案组的侦查员们日夜奋战，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破获这起已经成为心腹之患的案件。
    然而，正当他们全力侦查之际，6 月 3 日，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再次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
    这天早晨 8 时零 5 分，海淀区北下关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李某，驾驶一辆黄色夏利车从知春里建行取款返回。汽车刚驶出 50 多米，突然，一辆黑色公爵王轿车从斜刺里冲了出来，随即从车里跳下一个蒙面歹徒，手持微型冲锋枪指着李某的脑袋，厉声喝道：“把车钥匙给我，把车钥匙给我！”
    李某没有理睬他，这时正好有一个保安员走过来，李某某眼疾手快，拔下车钥匙就扔给这个保安，没想到一下子被歹徒接住了。
    歹徒大怒，挥动手中的冲锋枪大叫：“快下车，不然我开枪了。”旁边的保安一看歹徒手中有枪，顿时四散逃命。李某也无奈地下了车，歹徒不再理他，快步走到李某的夏利车后，用钥匙打开后备箱，将刚刚装上车的内有 67 万元巨款的两只铁皮提款箱提下车来，一溜小跑奔向停在一侧的公爵王轿车上。然后迅速启动向南开去，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时间。
    李某随即打开手机报了警。案发后不到 10 分钟，海淀分局和刑警大队领导先后赶到现场。随后市局刑侦处、大案队和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也先后赶到现场。
    张局长指挥现场勘查，并立即成立由刑侦处和海淀分局侦查员组成的“6.3”专案组。现场勘查访问，组织全市查控堵截可疑车辆的工作同时进行。
    据李某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蒙面劫匪操北京口音，30 岁上下，身高 1.70 米左右，体态中等。逃跑时戴深色头套。
    9 点 10 分，在海淀区红砖村一居民家墙外，发现被蒙面人抛弃的黑色公爵王轿车。侦查员在车内发现了被抢的两个提款箱，箱锁已被撬开，里面的巨款被洗劫一空。
    蒙面劫匪驾驶的黑色公爵王轿车，车源很快被查清：这辆车是北京凡特金融机具技术开发中心的。1995 年 5 月 16 日晚上，该车驾驶员开车回家停放在楼下，第二天早起上班时发现汽车被盗，当日向海淀分局报案。
    车内座位上发现一个按摩器，经过访查，原车车主辨认后说：不是他的。对侦查员来说，这确是值得一查的线索。
    案犯作案使用的军车牌也有了着落，是某部政治部文化供应站微型面包车的车牌。这副车牌于 1995 年 6 月 10 日，在朝阳区安慧北里三区被盗走。根据案发中心现场知春里小区和案犯抛车现场花园路红砖村的环境特点，专案组进行了现场模拟实验，中心现场距抛车现场 2.3 公里。
    在特定时间环境下，如按车速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沿案犯逃跑时所经线路行驶，从案发中心现场到抛车现场所需时间为 5 分钟。
    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达成共识：认定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和预谋的抢劫案。作案人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对车门锁性能构造熟悉；会使用并持有制式枪支；有盗窃、抢劫机动车的行为或嫌疑；并于 1995 年 6 月以来使用过军车车牌。
    6 月 6 日，专案组召集全体成员会议，制定了以“6.3”案为主与“2.8”案串并侦查的方针。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刊登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要求广大市民提供线索。
    如今，上述三起血案的始作俑者已真相大白，这个人就是鹿宪州。在这三起案件中，那个心狠手辣、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大盗，正是这个越狱在逃、丧心病狂的恶魔。
    他用抢劫来的沾满鲜血的数百万巨款，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曾一掷千金，只为博取情人一笑；也曾慷慨解囊，赠予黄民平 10 万元，以报答他曾经的帮助。至于在海鲜酒楼的纵情畅饮、在卡拉 ok 的销魂之夜，更是他一掷万金的手笔。
    如此奢靡挥霍的生活，让这个潜逃的死刑犯感受到了巨大的快感。而一次次得手的抢劫经历，更是给他带来了更大、更强烈的刺激。
    他自认为自己的作案手法天衣无缝，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甚至对公安人员充满了轻蔑，认为他们无能。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钱，也有能力抢到更多的钱，只是每次抢劫都充满了风险，一旦遇到反抗，就可能会失手。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自己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仔细地比较着谁更符合他的选择标准。渐渐地，一个清晰的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鹿宪州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他了！”
    这个被鹿宪州“选中”的人，就是郭松。
    需要强调的是，鹿宪州单枪匹马犯下的这三起抢劫案，郭松既没有参与，也毫不知情。如果郭松没有遇到鹿宪州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与这个江洋大盗一拍即合，那么他的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
    郭松于 1964 年 8 月出生，比鹿宪州小一岁，祖籍北京。他在北京出生、长大，自幼便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国家某部技术设计院的老干部，母亲则是某学院的外语教师。
    这样的家庭环境，本应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事实上，在北京有许多类似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然而，郭松这个父母的“掌上明珠”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 1972 年上小学，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并不重视，他所在的北师大实验小学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学习成绩好坏无从评判。
    其实，郭松是个极其聪明、记忆力极佳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养成了不爱学习、贪玩散漫的坏习惯，结果聪明才智没有用在正道上。
    尽管后来他升入了北师大第二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但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垫底，考上高中无望。经过一番努力，他于 1980 年进入北京某厂下属技校读书，1983 年毕业后就留在厂里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郭松刚满 20 岁，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如果他能从那时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那么成功的大门依然会为他敞开。
    可惜的是，在工厂工作了两年后，他的意志变得更加消沉，思想也变得更加颓废，他对繁重紧张的工人生活感到厌倦。再加上他经常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更加向往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
    他常常抱怨说：“在这破工厂工作，真是无聊透顶。”后来，他索性不去上班了，整天在社会上闲逛。
    到了 1985 年，他正式向厂里提出辞职。这样的工人，厂里当然不会挽留，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无业人员。
    此后，他曾尝试自己创业开公司，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很快就连成本都赔了进去；他也曾倒卖过货物，但偶尔赚的一点钱，也很快被他挥霍一空，始终无法攒下钱来。
    就这样一直混到了 1988 年，他依然身无分文。后来，他结识了几个狐朋狗友，却不料他们是一个盗窃团伙，他们偷来的东西让郭松帮助销赃，郭松从中分得一点赃款。
    身处困顿的他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5月，他在东城公安分局因涉嫌销赃被捕，随后被取保候审。未曾料到，短暂的自由后，他又重蹈覆辙。
    5月12日上午9时许，郭松在复内大街长话大楼附近漫无目的地徘徊，恰巧一位纯真的外地年轻女子向他询问前往西城区政府的路线。
    郭松连忙热情地回应：“区政府啊？就在我家附近，我带你走吧！”毫无防备的女子误以为遇到了热心肠，便跟随他走进了一条小巷。不料，在自己的住所，郭松再次犯下罪行。
    女子愤怒之下报警，警方依据她的指认迅速将郭松逮捕。郭松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89年7月，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郭松的行为表现并不理想，时常与其他囚犯发生冲突。1992年底，他突然出现异常症状，口吐白沫，言语混乱，情绪波动不定。起初，管理人员怀疑他在装病，但又无法确定，于是申请了司法鉴定。
    经过鉴定，郭松确实患有轻度精神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监狱于1993年5月24日批准了他的保外就医。同年7月，按照法律规定，他得到了定期释放。
    出狱初期，郭松还算安分，与母亲同住，一边治疗疾病，一边处理家务，偶尔会与旧识相聚，但并未做出违法之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内心的恶念逐渐显现。他思考着无钱无业的未来，一个大男人不能永远依赖父母。于是，他打算寻求昔日的“朋友”帮助。
    鹿宪州就是他寻求帮助的人之一。早在1988年，郭松因常去燕京饭店的舞厅跳舞，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北京福利公司经理汪某，又通过汪某认识了常在饭店揽客的出租车司机鹿宪州。鹿宪州的慷慨大方让郭松深感敬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郭松入狱后，这段关系便中断了。
    1994年夏天，当郭松决定求助鹿宪州时，他已失去了鹿的联系方式，也不确定鹿是否仍在原单位。于是，他来到燕京饭店寻找，意外遇见了曾相识的黄民平。黄民平告诉他，鹿宪州在他入狱后不久也因重罪被判死缓，但已逃脱，藏匿在北京的某个角落。
    听到这个消息，郭松首先感到庆幸鹿宪州能逃脱。他对黄民平说：“鹿大哥对我有恩，现在他有难，我应该帮帮他。如果他需要帮助，你就告诉我。”随即，郭松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黄民平，让他转告鹿宪州。
    没过多久，鹿宪州便打来电话，邀请郭松在西直门的一家小餐馆见面。阔别多年，两人相见甚欢，畅谈分别后的经历。饭后，郭松掏出200元递给鹿宪州：“大哥，我现在还没工作，这点钱虽少，但这是我的心意。”
    鹿宪州深受感动：“兄弟，你真是重情重义！”此后的这一年，他们仅通过电话联系。直至1995年8月，鹿宪州势力渐增，才再次与郭松见面。
    此时的鹿宪州面色红润，体态丰盈，他信心满满地告诉郭松：“我准备出去活动活动。”郭松不明其意，后来才知道鹿是去东北等地购买枪支弹药。
    鹿宪州与郭松的下一次见面是在一年之后。1996年6月，郭松已结婚生子，妻子是黑龙江的外地女子，两人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活还算和谐美满。
    6月下旬的一天，鹿宪州突然出现在郭松的小发廊。与一年前相比，鹿宪州的打扮截然不同，佩戴着名贵的金表，身着名牌衬衫，脚踏高档皮鞋，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他立即给了郭松刚出生的女儿1000元。
    郭松既感动又自卑，反思自己多年来的境遇，有时还需向母亲求助，心中颇感失落。他对鹿宪州说：“鹿哥，你有发财的机会也带带我。人生总得拼一拼，否则永远翻不了身。”
    鹿宪州听后暗自欣喜，觉得郭松正是他需要的人，他连连点头，以劝导的口吻对郭松说：“兄弟，你和大哥的想法不谋而合。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人都要冒些风险。只要你听我的，赚钱的事包在我身上。”
    7月6日晚，鹿、郭二人一同前往“天上人间”歌舞厅享乐。回程路上，鹿宪州驾驶着偷来的豪华本田车，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向郭松炫耀：“我最近捞了一大笔，大约30多万，还有两块劳力士表。”
    郭松惊讶地问：“钱来得这么容易吗？”
    鹿宪州大笑，毫不避讳地回答：“我有枪！有了枪，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尽管鹿宪州未直接提及“抢劫”，但郭松已经猜到他的财富来源。鹿宪州继续吹嘘：“小打小闹我没兴趣，要做就做大买卖！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此刻，郭松对鹿宪州不仅仅是敬佩，更是羡慕。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干！”当天晚上，郭松以庆祝岳父六十大寿为由向鹿宪州借钱，次日，鹿宪州便送来3000元。
    此后，鹿宪州和郭松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抢劫策划和准备。用鹿宪州的话来说：“这次咱们踩好点，准备得充分一点，争取抓一条大鱼。”
    7 月 9 日中午，鹿宪州得知郭松要和妻子、女儿一起去黑龙江岳父家，特地赶来送行，还送给郭松一架雅西卡相机。
    鹿宪州问：“你得去多长时间？”郭松答：“10 多天吧。我也得去东北取家伙。但月底前我肯定回北京，到时候你在西单的家中等我。”
    当天晚上，郭松全家三口去了东北。过了不到 10 天，郭松因心中有事，不想在岳父家多呆，就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那里，独自一人于 7 月 18 日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可是一直等到月底，也没有鹿宪州的一点消息，郭松心中着急，就在自家房门上留了张条子：李君（鹿宪州化名李建生），我等到 29 日，你没来，我去我妈家等你，电话号码是（略）。
    8 月 4 日下午，天色阴沉，闷热难忍。郭松在母亲家中终于等到了鹿宪州的电话。鹿宪州在电话中急切地说：“我们马上见面，半小时后你在路口等我。”
    半小时后，鹿宪州驾驶着一辆灰色本田轿车，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在车上，鹿宪州交给郭松一把“五四”式手枪，详细地告诉了他枪的使用方法，并把抢银行的计划对郭松和盘托出。
    两人在车上具体地策划了去哪几家银行踩点的方案，其中重点是位于京城大厦附近的三里屯某银行。
    根据鹿宪州的布置，次日郭松就去几家银行踩点，将周围的建筑、路线、出入口和地形绘制了平面图，然后交给了鹿。
    到了 8 月 6 日，鹿宪州突然告诉郭松，让其与他一起“出去一趟”。
    郭松问去哪里，鹿宪州不语，直到次日临出发前才告诉郭松去上海，他要郭松带上“家伙”，在上海有机会就“搞它一下”。
    就这样，他们两人坐车到了天津，当天下午坐 6 点多的火车去了南京，又转车去上海。在上海玩了两天又去杭州，再折回上海，一路走一路窥探目标，但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
    10 多天时间一无所获，两个家伙又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北京，时间是 1996 年 8 月 19 日早晨。
    当天下午三点，郭松的妻子带孩子回京。郭松接站后就和妻子一起到西单一家酒楼吃饭。
    鹿宪州来到酒楼，与郭妻寒暄了几句后，转头对郭松说道：“我今天找了你 5 趟。”“有什么急事？”郭松问。
    “等你吃完再说吧！”鹿宪州答道。
    郭松草草吃完了饭，让鹿宪州开车送他和妻子一起去母亲那儿。郭松让妻子住在母亲家，自己则和鹿宪州坐车返回城里。
    在车上，鹿宪州对郭松说：“这次去上海花了不少钱，回来就感到手头紧了。这年头没钱什么都不是，连我那小蜜脸都拉得老长，那事咱们得抓紧时间办。等抢到了钱，先拿 20 万把你老婆安顿好，再拿 10 万把你打扮打扮，在上海买个房。再干它几次，等有了几百万的底，咱们就踏踏实实做生意，你当前台老板，我当幕后老板。”
    鹿宪州夸夸其谈地说着，郭松听后也磨拳擦掌。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加快了抢劫准备的步伐。通过对几个目标、位置、地形、路线的反复比较，又驾车进行实地模拟，对经过路线的行驶时间都作了精确的计算，最后他们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距广安门不远的北京市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
    8 月 27 日上午 8 时 50 分，滨河路支行运款车行至宣武区南线阁中街时，发现前方 50 米距离的胡同里驶出一辆深蓝色的本田轿车，车速很慢。
    因是同向行驶，运钞车就只好跟在后面。虽然前方并无障碍，但本田轿车始终缓缓而行，这引起了运钞车司机安保国的不满。尽管不满，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是一起抢劫血案的序幕。
    车到枣林前街，已经看见支行大门上的牌匾了，距大门只有 80 多米的距离。这时，前方只有 3 米距离的深蓝色本田轿车突然停车，两个手持双枪的蒙面歹徒跳下车，窜向运钞车，一左一右封住了车门。
    “把钥匙拿出来！”蒙面歹徒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运钞车司机安保国和坐在副驾驶座上担任护款任务的接款员李超，威逼他们打开车门，交出运款车和款箱的钥匙。
    明知穷凶极恶的歹徒是冲着车上的现款来的，明知歹徒为达到罪恶的目的，手中的扳机随时都会扣动，可是安保国、李超更清醒地知道，车上的现款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
    “一分钱也不能让歹徒抢走！”二人死死地把住车门。
    威逼不成，歹徒凶相毕露，对准安保国的头部射出了罪恶的一枪。车窗玻璃“哗”地粉碎，子弹穿过他的头颅。安保国当即昏倒，伏在了方向盘上。
    也就在安保国中弹的同时，凶残的歹徒又向拒不开车门的李超开了枪，身中两弹，李超肩部、腰部的伤口鲜血直流，但他双手依旧死死把住车门……终因伤势过重昏了过去。
    几分钟前，已经接到“运款车即刻到支行”电话的滨河路支行保安员和一些员工，马上来到支行大门外准备接车。
    不远处，运款车停下来了，紧接着又传来了几声枪响。
    “出事了，快保护运钞车！”支行接款员李国春、宣武保安公司保安员杨晓东二人率先冲了上去，他们要用手中仅有的木棍、警棍，与持枪歹徒展开殊死的搏斗。
    转眼之间，一歹徒又奔向运款车后的护卫车，逼迫护卫人员交出款箱钥匙。支行员工谢旭没有将款箱钥匙交出，而把汽车钥匙扔给歹徒。
    这时，李国春抡起木棒，向正在威逼运款车人员的另一歹徒的后背猛击，毫无人性的歹徒向李国春开枪。
    顷刻间，鲜血染红了他的前胸，李国春倒在了血泊中，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木棒……
    子弹同样没能吓倒保安员杨晓东。他抡起警棍，继续向这个歹徒的后颈部、背部猛击。歹徒回身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子弹直穿进右后背。
    此时的杨晓东，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再一次扑向歹徒，但终因身负重伤而倒下。
    进行这起蓄谋已久抢劫活动的，正是鹿宪州、郭松两名歹徒。鹿宪州此前曾单独作案三次都屡屡得手，此次又有郭松加入，且经过精心准备，自认为万无一失。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到车上押运人员如此激烈的反抗，更没有想到枪声一响，不仅没有吓跑支行的工作人员，反而引来了“前仆后继”的斗歹徒群体。
    鹿宪州紧张极了，他想搬动“三峰”运钞车上的装款箱，不料这四只铝制金属款箱是焊在车上的，根本搬不动，他气急败坏地用从驾驶座电门上拔下的钥匙企图打开款箱，可是他的双手抖抖索索，怎么也打不开锁……
    站在车门口张望的郭松更是紧张万分，眼看着支行的职工纷纷跑来，再不走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郭松便朝车内急不可耐的鹿宪州说：“赶紧撤吧！”
    “撤！”戴着头罩的鹿宪州一挥手，窜下车，飞步跑向本田轿车，慌忙逃离现场。
    “不能让歹徒跑了！”就在李国春、杨晓东奋不顾身冲向歹徒时，支行办公室主任徐秉政迅速开来一辆轿车横在了马路的中间，以拦截歹徒。
    正在行内与客户商谈的支行员工冯勇刚，闻讯后冲向支行的门外，发现歹徒正驾车向自己这边逃窜。冯勇刚急忙抄起一块砖头藏在身后，当歹徒的车距他只有四五米远时，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砖头砸在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挡风玻璃被打破，慌不择路的歹徒玩命驾车绕过横在路中央的拦截汽车，夺路而逃。
    徐秉政义愤填膺，他驾车与冯勇刚一同追向歹徒。徐秉政压住满腔愤怒，暗想，只要追上，拼死也要把歹徒的汽车撞翻。
    他们开足马力，一路搜寻。与此同时，支行员工程云涛也截住了一辆汽车追赶歹徒。
    极端的仇恨给了身中两弹的保安员杨晓东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他从地上一跃而起，冲上车与程云涛一起朝歹徒逃窜的方向猛追，搜寻至国华商场附近时，程云涛见小杨脸色苍白，伤口流血不止，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趁着追击的支行人员抢救伤员之机，鹿宪州驾车往西上了二环路到广安门立交桥调头往南，顺二环路开到距商务会馆不远处的玉林东里小区，换乘事先放在那儿用于接应的灰色本田轿车，然后把抢劫时用的头罩、衣服等物品扔到深蓝色本田轿车上，接着点燃了蓝“本田”，开着灰“本田”上了二环。
    车到樱桃园，郭松下了车，狡猾的鹿宪州让他打车去复兴门，自己则开车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晚上，鹿、郭二人在泰丰和酒家碰头。席间，鹿问郭松：“怎么样？”郭说：“脑袋上挨了一棍子。”
    鹿说：“我胳膊上也挨了一棍子。”停了一会儿，鹿宪州从口袋里掏出 1000 元递给郭：“兄弟，第一次你干得不错。这 1000 块钱就算是奖励你的。”
    “可是，并没抢到钱，我觉得挺撮火的！”鹿宪州打着哈哈，既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给郭松打气：“没事，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下次准能成！”
    京城的秋天，没有春天的风沙，夏天的燥热，冬日的阴霾，天空湛蓝，微风清爽，秋阳艳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还有那遍布京城、姹紫嫣红的菊花，把这多彩而美丽的古都装点得分外妖娆，分外生机勃勃。1996 年的秋天，对于肩负着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公安干警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秋天。
    国庆节即将来临，京城洋溢着节日前所特有的轻松、和谐和喜庆的气氛。然而，在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在刑侦处、治安处、预审处……却笼罩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发生在京城的三起劫案迟迟没有侦破。
    沉重的压力，像巨石一样压在时刻以人民的利益和安危为己任的首都公安干警的心头。“7.3”、“8.27”案发后，市委、市政府、公安部的领导们，一次次听取案情汇报，一次次作出指示。对于办案刑警们来说，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
    面对来自各界的压力，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从容坦然。在一次刑侦破案协调会上，他破例唱了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场的不少局长、处长们，是含着眼泪听完这首歌的。
    把压力变成动力，把仇恨化作智慧，全局上下同心协力，投入这背水一战。“8.27”劫案发生后，专案组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对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规律重新进行研究、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三起案件的主犯应当是一个人，身高 170 厘米左右，年龄 30 岁上下，具有射击、驾车技能。
    案犯每次作案前必偷一辆高档轿车，然后抛弃，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规律；案犯对北京城区道路熟悉，不像是外地人流窜作案；从“8.27”迫不及待抢劫未遂来看，案犯急需钱用，继续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张良基局长和阮增义副局长果断作出决策，在加强对金融系统防范工作的同时，围绕近期发生的几起高档轿车被盗案件，在全市范围开展调查，部署查控。
    9 月 3 日，海淀分局上报的一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9 月 2 日晚，住在海淀区普惠北里 9 号楼的通县某服装厂经理张 xx，停在楼下的一辆黄色尼桑轿车被盗，而 8 月 27 日案犯作案后抛弃的那辆深蓝色本田车，是在距这里很近的普惠南里被盗的。
    与此同时，专案组又接到市局经保处提供的一个线索：8 月 29 日，亚运村某公寓保卫部在进门登记的车条上，发现了“8.27”案犯使用的那辆蓝色本田车的车牌号，时间是 8 月 26 日，也就是“8.27”案发生的前一天。9 月 6 日，海淀分局报失的尼桑车的车号，也在登记条上出现过。
    两条线索都与“8.27”劫案紧密相联，绝不是偶然的。9 月 7 日，专案组向市局汇报了这一重要信息。张良基局长果断下令，在全市展开“以车找人”的清查、搜寻工作。
    9 月 8 日凌晨，市公安局涉外饭店管理处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在全市宾馆、饭店布置清查。
    晚 10 时，长城饭店一位保卫干部根据民警的部署，在饭店停车场认真地一辆车一辆车地查寻。查完了长城饭店停车场所有的车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在旁边的亮马河大厦停车场，却隐约可见有一辆米黄色的进口车停在那儿。保卫干部走过去，细瞅了一下车号，确认无疑。
    他马上向饭店保安部报告，保安部又迅速报告了警方。几分钟后，刑侦处、涉外饭店管理处、特警队侦查员们赶到现场，各单位密切配合，迅速分兵布阵，张网以待……
    亮马河大厦灯光通明，金碧辉煌。子夜，早已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四周静悄悄的。停车场上，桔黄色的灯光像垂下了一道暗淡的金丝纱布，给这里笼罩上一层静谧、神秘的色彩。
    此时，在道路边的一辆桑塔纳轿车内，几双睁大的眼睛，正警惕地注视着停放在车场一隅的那辆米黄色尼桑轿车。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蹲守。
    零时 10 分，一个个头不高的男子出现了。他先是绕着停车场走了一圈，左右看看，四周空无一人，才靠近了车门。
    “注意，有人接近汽车！”桑塔纳轿车里，几名侦查员不约而同掏出枪来，随时准备出击。
    突然，尼桑车门开启了，男子钻进汽车，随即发动了引擎。好似离弦之箭，侦查员们举枪冲了上去。“警察！快停车！”几支枪同时指向驾车人。
    尼桑车猛然加速冲向侦查员，企图夺路逃跑。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刑侦队一队缉捕队队长王威一声令下，侦查员们扣动了扳机，一齐开火。震耳的枪声，打破了宁静的夜空！
    尼桑车冲出去 10 多米，熄火了。随着惯性，汽车左右摇晃着，“轰”地一声拦腰撞到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上，不动了。
    车门拉开，驾车男子浑身是血，手脚颤抖。侦查员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
    在紧急的审查过程中，一名男子自称叫李建生，来到此地寻找郭松。侦查员紧追不舍，他再次吞吞吐吐地表示：“我抢了……银行……知春里的那家银行，就是我干的。”
    侦查员从车辆内搜出了一架红外线夜视望远镜和一条迷彩裤。面对罪犯头部中枪、伤势严重的状况，刑警在亮马河大厦车场值班室进行了突击审讯。
    经过深入调查，确认了这个自称李建生的罪犯就是鹿宪州，他同时还交代了与郭松一起实施的“827”滨河路支行血案的罪行。警方立即采取行动，于9月10日又成功擒获了郭松等人，他们对此前的一系列银行劫案供认不讳。
    对起获的部分赃物、证物以及鹿宪州、郭松等人的足迹、痕迹进行技术认定后，发现这些痕迹与银行劫案现场留下的痕迹完全一致。这无疑为警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实了这起系列银行劫案的犯罪事实。